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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民族是文化共同体
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有其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这种过程与地域、自然条件、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逐渐融合、凝聚而形成的生产、生活、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各方面比较一致的文化共同体，她经过了古代氏族、部落、部落方国、古代民族的聚散分合，才走到了现在。民族与血缘关系无关，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是家族而非民族。 民族，既不同于种族，亦有别于家族，更不是自地球上一有人类就有的，而是人类进入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后，由于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所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其主要特点表现在：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思想精神等方面，是人类生活中较为宽泛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因此，不同民族之间，其最主要的特征性区别，都表现在一定的文化上。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由于交通、通讯的不便，由于不同地域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就是同出于一个家族的后人，也会形成不同的民族。例如：“《魏书·帝纪序》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由此而言，鲜卑族，是依山名而得族名，依纪事而有姓氏。“拓跋”之为姓，意如“黄帝的后裔”。按鲜卑族代系之记，自黄帝至拓跋珪，为九十六代。 鲜卑人有一部分不断南迁，历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之险，到达了“匈奴之故地”①，又融进了其他一些古代民族。依史书之记，此时计有拓跋鲜卑、秃髮鲜卑、铁弗鲜卑、宇文鲜卑、慕容鲜卑等部。其中，“秃髮”、“铁弗”、“乞伏”，实为依“拓跋”之音而记不同地域鲜卑族的一种写法。也就是说，名称虽记载不同，实为一族一源。 《魏书·礼志》又说：“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先生，依据《魏书》之载，经多次调查，终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地当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找到了鲜卑石室祖庙，并发现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祭祀石刻祝文。“洞内宽阔，南北长92、东西宽27～28米，穹顶最高处达20多米。宏伟有如大厅，面积约两千平方米”②。 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室韦是鲜卑的一个不同音译名，即留居于原地的鲜卑族。依《旧唐书·北狄·室韦》所载：西室韦、大室韦、蒙兀石韦等，都在俱伦泊、也就是今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东北之呼伦湖以北，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居住。“其中，蒙兀室韦就是构成蒙古族核心的原始部落”③。《蒙古秘史》载：“成吉思合罕之根源：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营於斡难河源之不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 此中，“腾汲思”意为“海”，当指呼伦湖；“斡难河源”即鄂嫩河源头；“不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罕”，意为“高山”，系指肯特山；“哈勒敦”意为“山峰”。《蒙古秘史》所记蒙古先祖迁徙路线，不仅与中国古籍记载相同，更与中外学者
———————————— ① 《魏书·帝纪序》。 ②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二期。 ③ 周树清：《蒙古和蒙古族的形成》，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三期。
的研究认识完全一致。米文平先生谈到鲜卑人迁徙时这样说：“鲜卑人走过的这个历程，十多个世纪以后，同样地又为蒙古族所经历”。 唐朝以后，史籍将蒙古族先民分别记之为：蒙兀室韦、毛褐室韦、蒙瓦室韦、萌古子、蒙古斯、梅古悉、盲骨子、蒙古里、朦骨等。到了元代，由于成吉思汗振武建业，建立了大元帝国，族名也就由“蒙古”二字固定了下来。道润梯步先生说：“蒙古即忙豁勒……即长生或永恒”①之意。 鲜卑族自大兴安岭南迁，拓跋氏分作拓跋、秃髪、铁弗、乞伏数支，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之际，秃髪鲜卑与慕容鲜卑中吐谷浑所率一部自辽宁西迁而达甘肃、青海之地，史称秃髪、吐谷浑。其渐入西藏地方之秃髪鲜卑又被史籍载之为“吐蕃”。吐蕃之所读音如“土播”者，其实还是“拓跋”之音转罢了。而拓跋鲜卑与西羌融合的另一支，则史载为“党项”。 《晋书·载记第二十五》记西秦政权建成立者乞伏国仁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载记第二十六》述南凉政权建成立者秃髪乌孤又说：“秃髪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秃髪）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旧唐书·吐蕃上》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髪利鹿孤之后也……改姓为窣野，以秃髪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元朝时，将吐蕃置为宣政院辖，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罗些更名“乌思藏”。明代设乌思藏都司。清改称乌思藏都司曰“西藏”，称乌思藏城为“拉萨”。清后，依西藏行政区划实行民族自治，称这一地区的民族为藏族。 民族在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而形成，最终亦会在文化的历史发展进步过程中，由于人民不断地交往、文化的相互交流、互为影响而实现民族融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条客观历史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走向“世界大同”这一历史发展总趋势所决定的。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交通、 ———————————— ①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通讯、能源、环保等各个文化层面，都面临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国际标准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们再来反观历史，中华各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一种民族大团结、大凝聚、大融合的历史实际。汉族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就早已明确地揭示出了这个历史规律。汉族的产生，正是历史上各兄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真正起着强大无比、不可抗拒力量的，不是人种属性，不是民族属性，不是民族大小，不是政治强权，不是刀枪，更不是什么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悠久的历史之根，是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现在的汉族，若论其历史上的古代民族成分，是最为复杂的。可以说，在现代的汉族人口中，几乎包含了五十多个现代民族和古代民族的绝大部分成分。若要说其形成历史的简单，似乎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即以黄帝、炎帝所领导的古有熊国百姓、黎民为基础，在近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接纳、融合了各古代民族而形成。至于族名，则更没有任何讲究，只是因为自汉代以来，在历史记载之中为与各兄弟民族相区别，而统称中原人民为“汉人”，这就得了一个“汉”字的族称。由“汉人”到“汉族”的族名出现，是现代各兄弟民族大部分形成之际才有的，其时间可依蒙古族族名确定为大体上的时限。而且在此之后，亦并非是汉族尽占历史的主导地位。在元朝，是蒙古族排老大，两族并称之时称“蒙、汉”；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是满族排老大，两族并称时曰“满、汉”，而绝不是倒过来说。 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快慢的，是文化。实现民族融合的最根本因素，是文化。所以，决定民族认同，产生民族凝聚的核心力量，还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这种哲学就是现代学者们所称的“易道哲学”。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历史发展极快，很早便呈现出文明时代之光，与此种哲学的产生和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受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绝不是习惯上所说的“上下五千年”，“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中华文明已有一万年”①，这种说法虽 ————————— ① 黄大受：《中华民族 万年文明》，原载台湾《中央日报》1999年2月27日。
可商榷，却并非毫无依据，而是从中国考古发现的大批古城遗址和礼器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一种认识，其代表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学者们的倾向性意见；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虽然还没有人认为中华文明历史有万年之久，但史学界、考古学界认为中华文明绝非五千年的，也有不少学者。如郑光先生说：“现在，考古界、历史界，都把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国家社会和文明时代呢？我认为是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①。同样，郑先生的认识，也是从他长期的考古实践中得出的历史认识。 轩辕黄帝以其仁慈而能战胜蚩尤之强暴，继之一扫群雄而建神州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其使用的“神奇武器”，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理论。亦正是因为黄帝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科学研究等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这就使中华文化有了博大精深的历史之根。这个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精髓、为本质的历史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如同宇宙间巨大星系旋转着的中心旋涡，以其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吸引着各个地域的不同文化，吸引着如同众星一样的各兄弟民族围绕着这个文化中心旋转运动，并不断地融入其中。 这种由优秀的历史文化引力而造成的中华民族历史大融合，虽然可以表现为和平的，非和平的，自愿的，被迫的等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式，但其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上，不论他是一时之间拥有多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多么能够叱咤风云，都绝对阻挠和抗拒不了这种历史趋势，也绝对扭转不了这个中华民族历史大融合的进步方向。 那种不顾历史事实，选一个因残暴、叛乱而结局悲惨的历史人物为“祖”，为发泄一种对历史的愤懑而自外中华，鼓吹什么“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民族历史习性，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历史证明，极端民族主义是造成民族灾难的根源。 ———————————— ①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199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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