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因何祭轩辕》一书连载第23至24节

第二十三节：捧蚩尤为国家“文明始祖”荒唐可笑

      中国是在全世界提出“文化”一词是最早的国家，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但近代以来，人们却普遍错误地认为，文化，就等于文字，识了字，就算是有了文化，所以把上学读书称之为“学文化”；参加工作，填个表，也曾经将学历一栏印成“文化程度”，以此而填“初小文化”、“高小文化”、“初中文化”、“高中文化”；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一股文化热，提出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米文化”、“面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街道文化”、“班组文化”等口号，这些，都离古代“文明教化”的语意相去甚远。至于涿鹿县曾分管旅游工作的前县委副书记任昌华，吹捧历史上叛乱者蚩尤，以其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并列，再加上一个炎帝，提“三祖文化”的口号就非常荒唐可笑，对此，我们可将其荒唐可笑分三个方面来说。

      一、思维上的荒唐可笑

      任昌华捧蚩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是荒唐可笑的。首先是他对什么是“文明”一词的不理解，这种思维上的不正常是荒唐可笑的：

      蚩尤，是一个发动叛乱被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平叛镇压了的反面历史人物，商汤王、周成王、周穆王、管仲、孔子、司马迁、傅玄，直到孙中山，都依史实论述过蚩尤叛乱的史实，任昌华能改变轩辕黄帝“平定蚩尤乱”的历史定论吗？

   昨天的事就是历史，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昨天的言行，都没有丝毫能够改变的能力，任昌华能改变四千七百多年以前的中国上古历史吗？如果不能改变，叛乱贼子能做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吗？尽管，涿鹿县前旅游局副局长赵育大先生为了写文章“给蚩平反”，自称“文史工作者”，任昌华胆子更大一些，他授意媒体给自己载上一顶“历史学家”的桂冠，可是，这顶用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荒唐可笑！

      二、行为上的荒唐可笑

    捧历史上的巨贪和叛乱者蚩尤为什么“文明始祖”，而且还要强加在全体中华民族的头上，这在学术界，除了“不懂周公史事写周公，不懂白鸟库吉之文写白鸟库吉，不懂伪《古文尚书》写《古文尚书》，不懂“隶古定”写“隶古定”，不懂“河图洛书”写“河图洛书”，不懂长台关楚简写长台关楚简，不懂殷代地理写殷代地理，从未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实际不懂考古而写考古”①的李学勤，不懂中国的礼制而支持任昌华之外，几乎到处是反对者。但任昌华却能扯谎将反对说成是支持：

      ⑴ 在提出恶搞历史口号时间上的扯谎。

      涿鹿县利用历史遗址开发，开展旅游活动是在1994年，当时所提口号为“开发黄帝城”。1994年1 月，前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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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起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 》，见于互联网道客巴巴，网络地址为http://www.doc88.com/p-9773780225873.html   

口市市长王昌汉通过周颖南之友李锡汉搭桥，写信给新加坡著名作家周颖南先生，希望他能来张家口做开发黄帝城的发起人，并将我的著作《轩辕黄帝史迹之谜》寄去。3月2日，周颖南复信王昌汉，表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愿意作开发黄帝城的发起人。3月28日，王昌汉和当时的张家口市市长杨德庆，以张家口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寄信到新加坡邀请周颖南先生到张家口市参加开发黄帝城的典礼。周颖南如邀到张家口捐资一百万元人民币，复建黄帝祠，并在黄帝城遗址东面举行的黄帝祠奠基仪式上发表讲话，时间是1994年4月30日上午；同年5月10日涿鹿县人民政府以《中华始祖文化村规划》向国家旅游局汇报；1995年9月前，由曲辰与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孟世凯先生帮且涿鹿县筹备“中国轩辕黄帝史事学术研讨会”。这些事，都明确地记载于华龄出版社1996年7月版的《黄帝故城行》、任昌华、任汉华、李怀全主编的《涿鹿五千年》等书和涿鹿县的档案资料中。而任昌华则罔顾事实，说他早在1993年10月就提出了“三祖文化”口号；

      ⑵将反对宣传为“支持”的谎言。

      在曲辰与孟世凯帮助涿鹿筹办“中国轩辕黄帝史事学术研讨会”期间，任昌华要提“炎黄蚩三祖文化”口号，曲辰坚决反对，在其得不到支持之后，就在会议召开前夕，私自更改会议名称为：“全国首届炎、黄、蚩三祖文化研讨会”，1995年9月25日会议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曲辰与任昌华因此发生争论；第二天一早，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系教授王北辰为抗议捧蚩尤、喊“三祖”，拒绝继续参加会议而回北京；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将蚩尤列为国家文明如祖的“三祖”提法，都嗤之以鼻，其中有不少人就直接提出不同意见，有的举历史事实进地驳斥。例如涿鹿县旅游局副局长赵育大，在会上硬说黄帝战蚩尤的时候还无国家，还未到文明时代，“他们之间的战争…无所谓谁是正统的，谁是非正统的，谁是谁非。”①著名考古学家郑光以“黄帝城”为例说：“现在考古界、历史界都是把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社科院考古所专门有一个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小组，我也是其中一员。本所也开过几次学术会议，到长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原大地都进行过一些有关考察，所以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们有一定的认识，这种问题可能跟史学界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国国家什么时候进入国家跟文明时代呢？我们认为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就是在仰韶文化末期、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之间的这段时间进入的。也就是说，如果黄帝时代是在公元前2800至2600年，那么早在黄帝时代之前就进入文明时代、进入国家了！”②2005年1月3日，大陆代表团与世界各国代表在台湾台北市的“大安讲堂”座谈弘扬中华文化事宜，任昌华讲“弘扬三祖文化的伟大意义”的话音未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何光岳先生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批判“三祖文化”口号，是恶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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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

      ②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

台湾国民党海军少将席瑜先生，是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是由我介绍，应张家口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于1995年4月5日到张家口市访问，4月7日到涿鹿县桥山下，以传统三叩九拜之礼祭祀轩辕黄帝的。同年9月25日，又同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会长巴信诚以及副会长徐映基先生率代表团到涿鹿参加学术会议。但是，当了解到涿鹿开发黄帝城是假，捧蚩尤是真后，便不再参与涿鹿县的任何活动了；同样，中华炎黄文化究会，从会长肖克将军，到研究会所有领导，都不赞成将黄帝平叛杀掉的蚩尤捧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在涿鹿未召开所谓“炎、黄、蚩三祖文化研讨会”之前，安排有关领导和学者到时涿鹿察看黄帝战蚩尤、战炎帝、合符、建都的遗址遗迹，会后，知道他们的主旨是捧蚩尤，就不再参加涿鹿所搞的“学术”活动了。

      然而，很可笑的是，自诩为“历史学家”的任昌华先生，就连“伦理”、“教育”的词意都搞不清楚，所以，在《‘三祖文化’始说》一文中，便毫无忌惮地公开撒谎了：“我提出了‘炎黄蚩三祖文化’的观点，得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以及海内外一批高层专家的认同。并于1995年9月，就这个命题专门召开了全国首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值此，一个新的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源根的命题正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和高度视。随着“三祖文化”这一命题的广泛宣传和深入研究，我相信，她必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①

      三、对“文化”含义理解上的荒唐可笑

      什么是“文化”？

      先说这“文”。古人认为，知天地相交、阴阳互依、刚柔并济、相反相成之道，通其变化，知其必然，并以之律己、齐家、治国、平天下，谓之“文”。故《周易•系辞》说：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阴、阳〕，远取诸物，〔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也就是说，研究、总结、掌握了客观自然规律，以之为指导思想而做事业，就是“文”，这就《逸周书·谥法解》中说的“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的意义，它属于形而上的抽象范畴。  

      再说这“化”。化者，“教行也”②。“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③，此“化”字字义之谓也。

      所以，文化，应该是研究、认识、总结、利用客观自然规律，用以人类自身依法律、道德、规章、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形式，让人们遵守客观自然规律办事的一切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包含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文明的基石，没有文化的发展进步与日益积累，便不会有人类社会文明的出现。

       虽然，在全世界，对“文化”一词，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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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任昌华：《‘三祖文化’始说》，载涿鹿县旅游局编印的《千古文明开涿鹿》第20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

            ③ 见《周易·贲·彖传》。

诠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说法也有了多种说法， 但总体上来说，还基本上是继续沿用《辞海》上的定义，把文化当作自有人类以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那么，任昌华把善恶不同的三个人捏合在一起，故意抹杀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历史意义，破坏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之中的论理观、道德观、是非观、价值观，就是“文化”吗？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事情。

第二十四节：民族是文化共同体

       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有其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这种过程与地域、自然条件、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逐渐融合、凝聚而形成的生产、生活、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各方面比较一致的文化共同体，她经过了古代氏族、部落、部落方国、古代民族的聚散分合，才走到了现在。民族与血缘关系无关，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是家族而非民族。

      民族，既不同于种族，亦有别于家族，更不是自地球上一有人类就有的，而是人类进入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后，由于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所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其主要特点表现在：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共同思想精神等方面，是人类生活中较为宽泛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因此，不同民族之间，其最主要的特征性区别，都表现在一定的文化上。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由于交通、通讯的不便，由于不同地域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就是同出于一个家族的后人，也会形成不同的民族。例如：“《魏书·帝纪序》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由此而言，鲜卑族，是依山名而得族名，依纪事而有姓氏。“拓跋”之为姓，意如“黄帝的后裔”。按鲜卑族代系之记，自黄帝至拓跋珪，为九十六代。

       鲜卑人有一部分不断南迁，历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之险，到达了“匈奴之故地”①，又融进了其他一些古代民族。依史书之记，此时计有拓跋鲜卑、秃髮鲜卑、铁弗鲜卑、宇文鲜卑、慕容鲜卑等部。其中，“秃髮”、“铁弗”、“乞伏”，实为依“拓跋”之音而记不同地域鲜卑族的一种写法。也就是说，名称虽记载不同，实为一族一源。

       《魏书·礼志》又说：“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米文平先生，依据《魏书》之载，经多次调查，终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地当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找到了鲜卑石室祖庙，并发现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祭祀石刻祝文。“洞内宽阔，南北长92、东西宽27～28米，穹顶最高处达20多米。宏伟有如大厅，面积约两千平方米”②。

       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室韦是鲜卑的一个不同音译名，即留居于原地的鲜卑族。依《旧唐书·北狄·室韦》所载：西室韦、大室韦、蒙兀石韦等，都在俱伦泊、也就是今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东北之呼伦湖以北，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居住。“其中，蒙兀室韦就是构成蒙古族核心的原始部落”③。《蒙古秘史》载：“成吉思合罕之根源：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营於斡难河源之不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

        此中，“腾汲思”意为“海”，当指呼伦湖；“斡难河源”即鄂嫩河源头；“不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罕”，意为“高山”，系指肯特山；“哈勒敦”意为“山峰”。《蒙古秘史》所记蒙古先祖迁徙路线，不仅与中国古籍记载相同，更与中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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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魏书·帝纪序》。

      ②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二期。

      ③  周树清：《蒙古和蒙古族的形成》，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三期。

的研究认识完全一致。米文平先生谈到鲜卑人迁徙时这样说：“鲜卑人走过的这个历程，十多个世纪以后，同样地又为蒙古族所经历”。

      唐朝以后，史籍将蒙古族先民分别记之为：蒙兀室韦、毛褐室韦、蒙瓦室韦、萌古子、蒙古斯、梅古悉、盲骨子、蒙古里、朦骨等。到了元代，由于成吉思汗振武建业，建立了大元帝国，族名也就由“蒙古”二字固定了下来。道润梯步先生说：“蒙古即忙豁勒……即长生或永恒”①之意。

      鲜卑族自大兴安岭南迁，拓跋氏分作拓跋、秃髪、铁弗、乞伏数支，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之际，秃髪鲜卑与慕容鲜卑中吐谷浑所率一部自辽宁西迁而达甘肃、青海之地，史称秃髪、吐谷浑。其渐入西藏地方之秃髪鲜卑又被史籍载之为“吐蕃”。吐蕃之所读音如“土播”者，其实还是“拓跋”之音转罢了。而拓跋鲜卑与西羌融合的另一支，则史载为“党项”。

      《晋书·载记第二十五》记西秦政权建成立者乞伏国仁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载记第二十六》述南凉政权建成立者秃髪乌孤又说：“秃髪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秃髪）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旧唐书·吐蕃上》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髪利鹿孤之后也……改姓为窣野，以秃髪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元朝时，将吐蕃置为宣政院辖，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罗些更名“乌思藏”。明代设乌思藏都司。清改称乌思藏都司曰“西藏”，称乌思藏城为“拉萨”。清后，依西藏行政区划实行民族自治，称这一地区的民族为藏族。

      民族在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而形成，最终亦会在文化的历史发展进步过程中，由于人民不断地交往、文化的相互交流、互为影响而实现民族融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条客观历史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走向“世界大同”这一历史发展总趋势所决定的。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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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通讯、能源、环保等各个文化层面，都面临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国际标准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们再来反观历史，中华各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一种民族大团结、大凝聚、大融合的历史实际。汉族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就早已明确地揭示出了这个历史规律。汉族的产生，正是历史上各兄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真正起着强大无比、不可抗拒力量的，不是人种属性，不是民族属性，不是民族大小，不是政治强权，不是刀枪，更不是什么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悠久的历史之根，是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现在的汉族，若论其历史上的古代民族成分，是最为复杂的。可以说，在现代的汉族人口中，几乎包含了五十多个现代民族和古代民族的绝大部分成分。若要说其形成历史的简单，似乎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即以黄帝、炎帝所领导的古有熊国百姓、黎民为基础，在近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接纳、融合了各古代民族而形成。至于族名，则更没有任何讲究，只是因为自汉代以来，在历史记载之中为与各兄弟民族相区别，而统称中原人民为“汉人”，这就得了一个“汉”字的族称。由“汉人”到“汉族”的族名出现，是现代各兄弟民族大部分形成之际才有的，其时间可依蒙古族族名确定为大体上的时限。而且在此之后，亦并非是汉族尽占历史的主导地位。在元朝，是蒙古族排老大，两族并称之时称“蒙、汉”；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是满族排老大，两族并称时曰“满、汉”，而绝不是倒过来说。

      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快慢的，是文化。实现民族融合的最根本因素，是文化。所以，决定民族认同，产生民族凝聚的核心力量，还是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这种哲学就是现代学者们所称的“易道哲学”。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历史发展极快，很早便呈现出文明时代之光，与此种哲学的产生和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受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绝不是习惯上所说的“上下五千年”，“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中华文明已有一万年”①，这种说法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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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大受：《中华民族 万年文明》，原载台湾《中央日报》1999年2月27日。

可商榷，却并非毫无依据，而是从中国考古发现的大批古城遗址和礼器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一种认识，其代表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学者们的倾向性意见；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虽然还没有人认为中华文明历史有万年之久，但史学界、考古学界认为中华文明绝非五千年的，也有不少学者。如郑光先生说：“现在，考古界、历史界，都把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国家社会和文明时代呢？我认为是在距今5000年以前，或更早一些时候”①。同样，郑先生的认识，也是从他长期的考古实践中得出的历史认识。

       轩辕黄帝以其仁慈而能战胜蚩尤之强暴，继之一扫群雄而建神州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其使用的“神奇武器”，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理论。亦正是因为黄帝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科学研究等一系列的文化建设，这就使中华文化有了博大精深的历史之根。这个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精髓、为本质的历史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如同宇宙间巨大星系旋转着的中心旋涡，以其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吸引着各个地域的不同文化，吸引着如同众星一样的各兄弟民族围绕着这个文化中心旋转运动，并不断地融入其中。

      这种由优秀的历史文化引力而造成的中华民族历史大融合，虽然可以表现为和平的，非和平的，自愿的，被迫的等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式，但其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上，不论他是一时之间拥有多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多么能够叱咤风云，都绝对阻挠和抗拒不了这种历史趋势，也绝对扭转不了这个中华民族历史大融合的进步方向。

      那种不顾历史事实，选一个因残暴、叛乱而结局悲惨的历史人物为“祖”，为发泄一种对历史的愤懑而自外中华，鼓吹什么“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民族历史习性，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历史证明，极端民族主义是造成民族灾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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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郑光：《关于黄帝城的有关问题》，载《先秦史研究》199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