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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中华因何祭轩辕》一书连载之19节至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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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 发表于 2018-6-4 16: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曲辰 于 2018-6-4 16:46 编辑




第十九节:国家祭祖体现的价值观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定期举行盛大的典礼,或禘或祫,祭祀已逝的开国远祖与近祖,都是为了自励,以期提醒治国者,不要忘记了先祖肇造国家制度的创业初衷,不要忘记团结民众,凝聚力量,弘扬一种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勇往直前的精神。国家举行祭祖大典,体现的是国家的核心性价值观念,对于国家所举行的典礼,在体现价值观念上古今一理。
        一、祭祖体现国家不断谋求文明以治、文明以化、天下文明的意志
        中国,是在全世界最早提出“文明”一词,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国家。轩辕黄帝由“养性爱民,不好战伐”①,经涿鹿两战,吸取其教训之后,改而“以战去战”②,肇建中央一统的集权国家制度,以道设礼,以道立法而治国,以求“正则治,文则明”③是如此;《易》经反复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④,是如此;历代帝王选有德者陪五帝享祭,亦如此。
         而在欧洲,始提“文明”一词,则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然其“文明”的含义则一直模糊不清,其提法之多,着实令人眼花缭乱,例如: 原始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畜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等。这些,都不如中国从古至今的认识:这就是将社会文明与国家制度的建立与以法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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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御览·皇王部四》引蒋子《万机论》。
② 《尚君书·画策》。
③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④ 《周易·贲·彖传》。


断谋求文明以治。因此,历朝历代,在祭祖之中虽亦祭祀本朝的开国之祖,但在五年禘、三年祫的祭祀大典之中,本朝开国始祖却不是祭祀的主体而是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才享祭者,是处于配角的地位的。这种作法的本身,就充分彰显出了祭祀以轩辕黄帝为主的“文明始祖”的重要意义。
        二、充分彰显国家大治的意义
        国家祭祖,都是在实现了国家政权稳定、天下大治的盛世之际举行。因为,五年之“禘”,必须是先在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明堂”中举行,然后还要分别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其配祭近祖的葬地庙中去举行祭祀典礼。所以,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处于战乱、灾患之中,客观上是举行不了这样的祭祀活动的。
        国家举行祭礼,对于所选祭祀之祖的标准,首先是能以法治国的帝王,这就是“法施于民则祀之”。这是非常突出地强调法制思想。它正是轩辕黄帝所强调法治观点:“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①。“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验,事如直木,多如仓粟,斗石以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以具,则治而制之矣!”②因为,只有以道立法,以法治国,才能使国家的一切社会生产、生活,都能在公正、公平、和谐、文明、有序的社会状态下进行,这就是天下大治的标准。同时,“不王不禘”的具体规定,又限制了不是国家执政帝王而举行如此隆重祭礼。而这种规定的本身,就限制了任何随便的、草率的祭祀行为。涿鹿的“三祖”论者提出什么“祭祖常态化”,就是将国家祭礼大典随心所欲地进行玩弄,使其变成极其庸俗的娱乐化。不要说国家祭奠自己的文明始祖这样的大事,就是民间,又有哪一家没事天天上坟祭祖?所以,提什么“祭祖常态化”,就是典型的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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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黄帝经·经法·道法》。


        三、倡导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国家祭祖,在决定享祭对象中,“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
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的规定,除了“法施于民则祀之”,是强调执政治国者要实行法治、以法治国、以保证社会有序、公正、文明、和平之外,其余所强调的“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大患”四条,都是要求受祭祀者,必须是在治国理政之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帝王,它既包括远祖之选,更包括陪祭的近祖之选,惟其如此,历朝历代在配五帝享祭的近祖人选上,就颇费周折。唐朝礼官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就是例子。
        四、体现中华文化的伦理观、道德观、是非观、价值观
        我们学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包含着强烈的伦理观、道德观、是非观、价值观,而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则集中地体现了这些特点:“不王不禘”,以历代帝王陪五帝享祭,体现的是正名求实的伦理观;享祭者,陪祭者,都必须是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扞大患的英明帝王。虽贵为帝王,但生活奢靡,治国无有建树者不得祭祀。此是体现高尚道德观与严格的是非观;而这一切价值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强调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坚持以道立法,以法治国,大公无私,为国家,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②所以“三祖”论将发动叛乱、被黄帝平叛杀掉的蚩尤列为“文明始祖”进行祭祀,倡导阳奉阴违、耍阴谋、聚团夥、拉山头、闹分裂、搞叛乱的祸国行为,是需要对其进行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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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国语·鲁语上》。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105页。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6-4 16: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曲辰 于 2018-6-4 16:56 编辑

第二十节:蚩尤非苗族先祖

        近些年来,随着对于黄帝、炎帝史事的谈论,蚩尤亦被炒了起来,有些人以为“蚩尤是苗族的先祖”。其实,这是汉代以来由孔安国等人对历史附会造成的影响所致,假如人们读一读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逸周书·尝麦解》和《史记解》、《尚书·吕刑》、《山海经》、《归藏》,就会明白蚩尤并非苗族的先祖,而是黄帝、炎帝的叛乱之臣。本文就此,依据历史事实略作一谈。
        一、蚩尤属塞外“马背之族”
        蚩尤,并非其原名,其原名极有可能是叫做“之尤”,至少,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帝经·十六经·正乱》中记载的就是“之尤”,而非“蚩尤”。其文曰:“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遇之尤,因而擒之。”“蚩尤”疑为后世依“之尤”之音而故意记成。因为“蚩”字的字义为“愚蠢”、“丑陋”、“害人虫”,书“之尤”为“蚩尤”,具有明显的贬义。
        蚩尤的原居地是为草原,也就是现在的塞北。其历史证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 蚩尤出生地在塞外草原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记载亦如此。羊水,就是历史上的“羊门水”、亦书作“阳门水”。“羊水”是“羊门水”的一种简称,它是今桑干河支流“洋河”的源流。出于雁门山。《山海经·北山经》记:“少咸之山,无草木,……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水经注·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水》曰:“水出雁门山,谓斯水也。雁门水又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洋河水由西洋河、南洋河、东洋河、洗马林河等汇合而成。小河流何以言“洋”?今“洋河”实为以“羊”加三滴水而作的讹书,是个约定俗成的名称。所以,治学严谨的陈平先生,谈到蚩尤的出生地时谨慎地说:“‘羊水’似当即涿鹿东北的桑干河支流‘洋河’。”①此说确当。
        ⑵ 蚩尤是黄、炎之臣
        《周书·尝麦解》曰:“昔天之初,□(此缺字可补为“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此“四”为“西”字之误书)方。司□□(此所缺二字可补为“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此段记载,出于祭祖献新麦之典时的周成王之口,其文虽有缺字、主语之省、事件之省,但若与《山海经》、《归藏》、《尚书》、《新书》之载结合起来研究,事情是非常准确而明白的。其文义是说,过去,在天下建立国家制度之始,产生了黄、炎二后,就设立典章制度。黄帝请炎帝分正、副二卿以治地方,炎帝就命蚩尤到少昊地方司治,以临近于西方的中央之治,以完成宾天的少典未完成的天下有序之庆。后来,蚩尤就逼迫九黎人随其作乱,“登九淖,伐空桑”将战败北逃的炎帝追赶回涿鹿,厮杀于涿水河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成王引古史事是要说明典章制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而非史家述史。因此,他省略了炎帝亲到太昊建邑空桑施治之事,省略了炎帝闻蚩尤在少昊用酷刑逼九黎人背盟作乱,因而率兵北上少昊建邑亦曰“空桑”以监,以及蚩尤举兵伐炎帝,炎帝一战败北的这一些史事。但是,蚩尤为黄帝、炎帝之臣,则是说得很清楚了,且可与《管子》、《归藏》、《山海经》、《新书》、《晋太康地理志》、《魏土地记》、《水经注》等众多史、地书籍记载的史事、地名、遗址遗迹、现在的实地调查互证。
        ⑶ 蚩尤为黄、炎重臣时曾长期驻兵赤城
        蚩尤在臣服于黄、炎二帝以后,未被派往“少昊”九黎居住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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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陈平:《古阪泉、涿鹿地望考》,载《北京文博》1996年第三期。


受黄、炎二帝之命屯军于涿鹿东北之赤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记:“古赤城,相传蚩尤所居”;《广舆记》载:“赤城城堡,即蚩尤所居。考赤城,古在北山,后移平地”;《畿辅通志》曰:“赤城县城,古榆罔氏诸侯蚩尤所都也”;古《赤城县志》及今《赤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中的记载,较之以上诸籍记载更为详确,言古代的赤城、龙门、古为缙云地,是蚩尤为黄、炎之臣时所居之地。这些记载,又与其他古籍之载可以互证于古今。如《管子·五行》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以为当时。”虽然,管仲此说未必十分准确,极有可能是将风后当成了蚩尤,但蚩尤臣服于有熊国之黄、炎后,被委为重臣是没有错误的。其在《地数》篇又言:“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
         管仲之说十分重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这一记载符合找矿规律;从史事记载的角度说,它可与黄帝战蚩尤、战炎帝、以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都符合,可以互为补充与印证;从地名学研究的观点而言,与古今地名、方位、历史遗址、战略要地、交通、物产诸多方面都一致的这种记载,是不多的。“葛芦山”属燕山山脉,横亘于今宣化、赤城、龙关一线,葛芦山南有一关隘,名葛峪口,亦为内地通往塞北的一条军事要道,自古建有堡寨,称葛峪堡,驻军以守。《读史方舆纪要》曰:“葛峪堡……四山壁立,路径崎岖,中路参将驻此分边:东起赤城,西尽张家口,沿长(城)一百三十一里,辖龙门卫一,堡十,盖镇城(指明朝宣府镇城,今名宣化)北面之藩篱也。葛峪堡所辖墩台,以预筑镇边诸处为最冲。”
        葛芦之山,确有铜、金、铁、铅、锌等矿物蕴藏,今宣化钢铁公司就是采此山之矿藏以冶,宣化、赤城各金矿亦在开采。此山因有大量露头矿存在,故为赤色,赤城之名因此而得,黄帝立国后以云名而命官,故以炎帝封地授名“缙云”,炎帝亦以此为氏,也见于诸多史载。
        ⑷ 蚩尤为塞北人的重要旁证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此载中的“登九淖,以伐空桑”,就是说蚩尤是受炎帝之命,登上了“九淖”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之后,举兵向炎帝驻守的“空桑”进攻的。“九淖”指的是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处,也就是今天渤海湾以西的地方。作为古代地理方位之称,多书作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相对应而称的两个地望之称,而非汉代以来某些杂书所言的“帝”称。少昊,本书作“少暤”、“少皞”。“暤”,义谓天空洁白而明亮貌。其称是依有熊国及后来的黄帝时期都城所在之涿鹿为言。日出东方,天空小有明亮,故谓涿鹿之东方达沧海之地为“少暤”,实为今京津及山东北部地方;中国地处北半球,一年四季之中,都是中午日至正南方,为一天之中天空最明亮之时,因而称南方曰“大暤”。古“大”、“太”通用,如指旌旗的“太常”,古籍多书作“大常”。有熊部落方国最盛、黄帝一统华夏之前的地域,南达淮河以北,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之际,“大暤”实指相当于今之河南地方。《周书》所载周成王口中之“空桑”,是指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时,为纪念其在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泽落水而死的爱女,依其当时巡视天文观察而在空桑山之山名命称的两处“空桑”邑名中的第二个,其地理位置约为今山东省曲阜附近。后世史家在史事记载中都书作“穷桑”,对炎帝在河南陈留以南的“空桑”邑,仍书作“空桑”。古代的黄河,由河南进入河北平原后,就分成很多水流,分分合合,乱流到今天的天津一带注入渤海。因受中国古典哲学卦画传承术语影响,以“九”言多,故称此处黄河为“九流”。但是,遍查古籍,除了《归藏》之外,从未有称此处为“九淖”的。所以,《归藏》之载,上距黄帝时期最近,是以蚩尤的语言习称为记的。塞北人称流速和缓、面积较大的水域为“淖”。如今在张北、康保、沽源一带的湖泽名,就有: 安固里淖、阿拉庙淖、黄盖淖、对口淖、木尼(泥)淖、九连城淖、黑沙土淖、三盖淖、囫囵淖、公鸡淖、水泉淖、白淖、察罕尔淖……所以,《归藏》关于蚩尤“登九淖,以代空桑”之载,也证明了蚩尤为塞外人的客观性。
        ⑸ 蚩尤属于“马背之族”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周书·尝麦解》记周成王之语云:“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应为“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绝义为断,辔为驾驭马的缰绳。我在《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中,从古史、地文献记载,从涿鹿之战的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寨、蚩尤墓、阪泉、黄帝泉、黄帝城(轩辕之丘)、八卦阵等遗址、遗迹文物出土的长期调查、考证,以及从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军事学、考古学、气象学等各种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证明蚩尤正是战败策马逃走时,到了黄帝所布八卦阵前,由于用力过猛,拽断了马缰绳,致使身体在马背上失去平衡,跌落马下被捉、被杀的。因而其墓也就紧挨八卦阵遗址。今村名仍称“八卦”,属怀来县李官营乡。“绝辔之野”,正是由此而将“涿鹿之野”以典故性的一种命称。草原之族自古善骑射,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
        二、九黎是关内农耕之族
        今苗族之根,源于古之“九黎”。九黎人原居地在今天的京、津以南,山东北部靠近渤海一带。“九黎”并非三国时的韦昭望文生义解释的:“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①,也不是所谓“古代南方的部落名”②,而是居住在黄河九流入海之处的农耕之民,在历史记载上,以黄河九流之“九”加种植主体植物之“黎”而为称。黎民之“黎”,原指具有黏性的一种黍类农作物,其黑色者名“黎”,红色者称“秬”,今北方仍有少量种植。农民,头顶烈日,长期在田间劳动,因受太阳紫外线照射时间长,皮肤发黑,所以古代也就以“黎”组词而称农民,如:黎萌、黎甿、黎氓、黎烝、黎庶、黎民。所以,古史所记载的“九黎”,特以具体历史事件而指居住在靠近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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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韦昭语。
       ② 见1983年版《辞源》。


海湾的居民。
        有许多历史不可能都详尽地载于史册,因为在造纸、印刷技术未发明和应用之前的历史上,用毛笔书写在经过处理的一根根竹简上,只能极其简略地记载一些历史大事。再加上简椟难以在历史上长久保存,在秦始皇的疯狂焚书之后,考证历史只拘泥文字记载,又不去下功夫仔细辨别真假,知之不确,强以为说,常常会流于一种主观唯心的臆测,古人、今人,都有此误。然而,通过对地名学的研究,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了解历史的线索:因为,地名之起,并非无故,而地名比人名存之久远,除了像“文革”时期那样对地名的乱改之外,地名一般都保持一种相对的历史不变性,如此,它就含有一定程度、一定方面的历史信息。
        今之河北省东北部有一个昌黎县,在历史上它实际名称为“交黎”,西汉时置“交黎县”①,“交黎”显然就是“九黎”依音而记的一种讹变。因为,古代史籍中,在地名、人名、族名依音而记上,出现种种讹变是经常的事,就说这“交黎”吧,后汉改称曰“昌黎”,但却经历过被书作“昌辽”、“天辽”、“夫黎”、“扶黎”以及恢复“昌黎”的历史。由此而言,“九称”人是原居于靠近渤海湾的农耕之族。
        三、迫害九黎人的元凶是蚩尤
         现在,有人在互联网、出版物上,谈苗族在历史上如何受迫害,乃至于与犹太人相提并论,我们以为这是对历史有误解、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说法。首先,我们明确承认,苗族在历史上受过一些迫害,但在古代历史上迫害苗族的只有过两个人,一个是夏禹,一个是蚩尤,而且蚩尤是迫害九黎人的元凶!
        居住在渤海湾一带的九黎人,在有熊国发展到黄、炎为军事与行政首领之际,原是一个加入了部落联盟的地区,九黎人原本是过着和平生活的居民。黄帝与炎帝是为了推行以统一典章治理国家的目标,才委派蚩尤到九黎人所居之地做地方官的。但是,自恃英勇善战的蚩尤,则利用了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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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汉书·地理志》。



外任、大权在握的机会蓄谋叛乱,欲推翻黄、炎之治取而代之。因此,他到了少昊之地,先是假借黄、炎之名大肆搜刮民财,以为发动叛乱的战争做物质上的准备。接下来,则是用各种刑罚逼迫九黎人随其叛乱。九黎人是不愿意背盟而叛的,是受不了蚩尤的酷刑,才被其裹胁进战争的灾难之中的。对此,历史将其记载得十分明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此‘皇’为‘黄’之误书)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①
        此记载中的“上”、“上帝”,实指两人,一是黄帝,一是炎帝,为行文简约,而用了“上”与“上帝”,而非有人望文生义曲解的什么“天神上帝”。而在后文之中单指皇(黄)帝,是因为炎帝在山东的空桑监视蚩尤动静时,被蚩尤一举打败,并被蚩尤率兵追杀至涿鹿,因而“大慑”不能再战,是黄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擒杀了蚩尤的。所以,行文与先前听到报告的,作战的,有两个“帝”的不同所指。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涿鹿之战黄帝杀掉了蚩尤后,并没有对苗(黎)民有过任何报复行为,而是多于安抚。参战的黎民南迁后,黄帝、虞舜都曾简从而南巡,为此,黄帝在衡山失去了正妻嫘祖。虞舜南巡,死在了江南不说,连其南下寻夫的娥皇、女英也丧命于洞庭。特别是虞舜,他是在正式禅帝位与禹之后,于垂暮之年而南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要读一读历史记载就不难明白:唐尧、虞舜任命禹治水后,舜将禅帝位与禹,禹就诬告苗民治水不按时完工,要舜授权给他征伐苗民,骨子里则是要以此树己权威。舜对此未许,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②此后,舜对苗民进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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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尚书·吕刑》。
        ②  《韩非子·五蠹》。


德。”①为了防止舜死后苗民受害,舜将苗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北迁三危,一部分南迁洞庭。这也就舜为什么移交了国家最高权力之后,不顾年老体衰而南巡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蚩尤是出生、成长、战斗在塞外马背之族,九黎人是居于关内从事农耕之族。蚩尤与九黎本不相干,如何就成了苗族的先祖?蚩尤是黄帝、炎帝之臣,九黎人是黄帝、炎帝治理下之民。黄帝、炎帝为治理国家,派蚩尤到九黎人居住的地方行政,他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假借黄帝、炎帝的旗号大刮民脂民膏,又以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官、给黎民脸上刺字等酷刑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由此而造成黎民历史性灾难者,世界上可有这样的先祖?至于因蚩尤曾被派到九黎地方,他又用残酷的刑罚将九黎人送上了战场,应劭由此而言蚩尤为“古天子”②,孔安国说是“九黎之君”③,罗泌附会为“炎帝之裔”④,则都是一种毫无历史依据、经不住推敲、也不负任何历史责任的说法。
        近年来,海内外华人兴起了一股“寻根问祖”热,这是对增进民族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性复兴的好事。这种“寻根问祖”事实上是分为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完全按姓氏、族谱、出生地,祖籍历史迁移地上溯先祖。这种追溯是依血缘关系上的寻祖;一个是依祖籍在中国,而祭拜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此亦是依历史功绩、历史记载、历史形成为说。而非五十六个民族都要各溯其“祖”为谁氏。因为民族的历史形成演进,不光其历史经历极久,而且其过程分分合合、极其复杂,很难做到,亦无必要。曲辰以毕生对古史的研究,在解释龙的形成过程中,就曾经说过:“中华先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一种文明、文化为团结、凝聚力量,融合成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民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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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绎史》引《韩诗外传》。
        ②  《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
        ③  《尚书·孔氏传》。
        ④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同体,龙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形象体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和结果。所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徽,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团结凝聚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步之中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①
        蚩尤非苗族先祖。像赵育大先生那样,为了将蚩尤说成“是苗族的先祖”,居然说“历史无是非”,更有“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② 的批判性发言。这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对此,我们倒要问一问,自有“汉族”之称至今是多少年?有了汉、满、蒙、回、藏这样的民族区分后,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历史长呢?还是汉族人统治中国历史长?自有了“汉族”之称后,到底汉族压迫了哪一个少数民族了呢?没有证据,胡乱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以为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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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曲 辰:《黄帝与中华文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②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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