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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中华因何祭轩辕》一书连载第十一节至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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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 发表于 2018-3-28 12: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曲辰 于 2018-3-28 12:12 编辑


第十一节:“五帝”的禘祫与时代称谓


          近代由于中国的落后,被世界列强欺辱,中国人便从历史与文化传统上找原因。由于人们对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了解本来就不深,不透,于是,就简单化地反传统。经过了一个世纪对中华历史、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怀疑、批判、否定之后,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在认知上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乃至普遍从错误的批判中,产生极其错误而又可笑的认识。
          举例言,欧洲人标榜西方历史悠久,文明发达很早,中华文化是从西方传入并发展而来的。在“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之下,人们又不辩陕西黄帝陵的由来,便说黄帝、炎帝都是由我国西北迁徙而来,由此称黄帝为“西夷”;历史上,黄帝先派蚩尤到少昊治理地方,蚩尤发动叛乱,从少昊(今山东北部)追杀炎帝而回至都城所在地涿鹿之野,黄帝在涿鹿的平叛之战中杀死了蚩尤,就又派其子青阳到少昊治理地方。这就是后世人们所称的“少昊金天氏”。于是,人们又根据少昊在东方,称青阳为“东夷”。如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荒唐的历史认识:父亲是“西夷”,儿子则是“东夷”,并说东夷与西夷是互不隶属的“族群”!此,岂不是笑话么?
          还有的人,在疑古学风影响下,硬是将历史有详细记载的五帝时期,说成是“历史传说”,不承认其是真实历史。因为连夏代都不承认了,还谈什么夏代以前的历史?在此情形之下,就有些人说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是“部落”名称,各种毫无根据的猜测性说法,亦就挤进了报刊、杂志、乃至历史教课书中。所以,直到今天,就是思想比较解放,提倡“走出疑古”的人,不是也扭曲历史,捧叛乱者蚩尤为“文明始祖”么?在此嚣闹声中,进而便疯狂咒骂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为“集权暴君”,亦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为什么有“五帝时期”的历史称谓?五帝时期的政治制度如何等,则号称“史学家”的人也是毫无了解!本节,我们就“五帝”与“五帝时期”这种称谓的由来,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五帝时期”实际有八位执政治国者
现在,我们通常说的“五帝时期”,并不是只有五位帝王,而是先后经历了八位执政治国者的实际历史。此依次介绍如下:
        第一位:轩辕黄帝
          黄帝从西陵氏生母附宝之姓而姓姬,氏公孙,名轩辕,其父为有熊部落方国之君少典。黄帝生于有熊国都青丘,其成年之后,受父传为有熊部落方国军事领袖,其职称曰“帝”。其同父异母之弟叫做姜榆罔,姜榆罔是从其羌族生母女登得姓姜,氏缙云,榆罔是其名,曾为有熊部落方国的行政首领,其职称曰“后”。“后”职之称,是沿用母系氏族族长之称而来,“后以施命诰四方”①是其职称之原义。历史上,人们依“帝”、“后”都是“君称”,故,黄、炎并提之时,称“二后”或“二帝”,单述炎帝,亦习惯上就称之为“帝”,并依其所谥“炎”称曰“炎帝”,古籍亦书作“赤帝”,以与“黄帝”对应。黄帝“生而神灵,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②太史公深然是说。由此,汉代以来神话家极言黄帝神异,编出不少神话。我们通过研究,知道轩辕的聪明才智,主要是他虚心学习伏牺之道作为指导思想,并结合实际而行运用的结果。
          轩辕黄帝生于文明时代初始时期,其仍然是部落方国林立,恃武称雄,太史公谓之“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③。轩辕则以“养性爱民,不好战伐”之本,收“诸侯咸来宾从”⑤之功,使有熊部落方国疆域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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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周易·姤·象》。
    ②  《孔子集语·主德》。
    ③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④  《绎史》引《蒋子万机论》。
    ⑤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蚩尤就是宾从于黄、炎的一个勇战者。为了加强地方治理,黄帝让行政首领炎帝分派地方官到各地依法行政。炎帝派蚩尤到少昊(地在今山东北部)九黎人聚居地治理地方,炎帝又与其兄黄帝做了一个分工:黄帝留守国都青丘,以治北方;炎帝则亲赴太昊(地当今河南),筑邑命名曰“空桑”,以治南方。这就是《新书·制不定》说炎帝与黄帝“各有天下之半”的依据。
  蚩尤一经外放到山东地方,旋即准备叛乱,他最初是假借黄帝、炎帝的名义,向九黎人横征暴敛,为他日后的发动叛乱而疯狂聚敛财物,并以此“造立刀、戟、大弩”①。尔后,便“作五虐之刑曰法”②,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九黎人开始都不愿意违背诅盟,蚩尤就“虐威庶戮”③无辜,九黎人在酷刑逼迫下,慢慢地就服从了。这种情况被炎帝知道后,便从河南率军北上山东,在今之曲阜以南的地方筑城屯兵,以监视蚩尤的动静,此城名亦称作“空桑”,与河南之邑同名。后世,史家述史、释地,为加区分,就称山东之“空桑”曰“穷桑”,如《左传·昭公二九年》、《帝王世纪》所载。
  对于这段古史事,以及黄帝、炎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后人缺乏研究而多生误说,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再加上汉代以来,谈神弄鬼、谶纬吉凶者们的神化、附会、穿凿,就使人如坠十里云雾之中,扑朔迷离,难辨杂书之载何真何伪了!在中国众多的史籍记载之中,有四种年代最早的记载较确,这四种记载是:
一、《周书·尝麦解》及《史记解》二篇。
二、《归藏》关于黄帝与蚩尤之载。
三、《尚书·吕刑》详记了蚩尤作乱的始末。
四、《山海经》所载涿鹿之战的片段。
不过,此四方面史料记载又各有侧重。我们如果将此四方面记载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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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马缟:《中华古今注》。
     ② ③  《尚书·吕刑》。

参照,用以研究涿鹿、阪泉两战,以及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关系,以补《史记》之缺,则就抓住了研究的基本大纲,而不致产生重大失误。
     下面,我们就以此记载作为互补,稍加必要的连接语,以观涿鹿之战的大致起迄: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西)方,司□□上天未成之庆”①;赤帝离涿鹿后,南赴至太昊,筑邑“空桑”施治;“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姦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②赤帝闻之,率师北至少昊之南,筑邑空桑以监。
      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③,赤帝败北逃回涿鹿,“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④。黄帝困蚩尤于“凶黎之谷”,放赤帝驻阪泉以为侧翼,令“应龙处(其)南极”⑤,“应龙蓄水”⑥以冲“凶黎土丘(蚩尤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太)帝(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⑦。
      黄帝战蚩尤多年,赤帝居于阪泉,以逸而待劳,当蚩尤被杀后,就乘势攻黄帝以争权。《周书·史记解》评之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涿)鹿,诸侯畔(叛)之,阪泉以亡(其位)”。
      以上将西周前古史所记互补,黄、炎、蚩三者关系,黄帝战蚩尤、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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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逸周书·尝麦解》。
②  《尚书·吕刑》
③  《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佚文》。
④ ⑦  《逸周书·尝麦解》。
⑤ ⑥ 《山海经·大荒东经》、《山海经·大荒北经》。


炎帝的前因后果,就大致就说清楚了。所以,应劭说:“蚩尤,古天子”①;罗泌曰:“阪泉氏蚩尤……炎帝之苗裔”,并言蚩尤“兴封禅,号炎帝”②;孔安国云:“九黎之君,号蚩尤”③;《越绝书》称:“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全都是靠猜测而行穿凿的错误之说。
          涿鹿两役,对于轩辕黄帝的刺激是很大的:重臣拥兵可叛,亲兄弟之间也可反目成仇而兵戎相见,他认识到,不用战争的手段解除各部落方国的武装,天下就永难安宁。这就是黄帝关于“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④道理的表述。于是,黄帝便东西南北四处征战,凡“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然后,合验收回兵符于釜山,定都于涿鹿,选用贤者为百官治理各地,肇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历史。
          此后黄帝命苍颉搜集、整理、统一、增创文字推广以用;以道学理论为指导,制定法律和伦理道德,进行治理,施以教化等施政措施,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更整理《连山》,以有《归藏》,将传播道学理论于天下作为自己念念“不忘”的一项任务,奠定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础。故中华民族历来尊黄帝为文明始祖。
       第二位:少昊
      少昊,轩辕黄帝之子,从其西陵氏生母嫘祖得姓姬,氏少昊,名青阳,亦曰“玄嚣”。历史上的青阳,是位敬天知命、爱地守时、亲民虑远、克已奉公、任事谨慎、堪当大任的人物。黄帝战蚩尤之时,青阳就已是重要战将,他能详知敌情,熟知自我,善于谋略,战无不胜。《黄帝经·十六经·正乱》载:“力黑(墨)曰:‘战数盈六十,而高阳未失’。”此“高阳”实为“青阳”之误书:因为,按《山海经》、《竹书纪年》的帝系记载,高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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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注引应劭语。
②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③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注引孔安国语。
④  《黄帝经·称经》。


轩辕黄帝之曾孙。《山海经·海内经》言:“黄帝妻雷(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颛顼就是高阳;《竹书纪年》载:“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又《蜀国春秋》也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生乾荒。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枢,是为阿女,所谓淖子也,生颛顼。”①《山海经·大荒东经》又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即使是依孔子之说,《史记》之载,言高阳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黄帝战蚩尤之时,高阳也应该是还未出生的。所以,《黄帝经》所说的对战蚩战盈六十而未有失者,是青阳而非“高阳”。
          正因为青阳办事稳健,知己知彼,善于谋略,目光远大,堪当大任。所以,当黄帝镇压了叛臣蚩尤的暴乱之后,就派青阳重新赴少昊治理地方。这就是史籍将青阳称作“少昊”的由来。“少昊”是由地望名转而为施治于此之人的氏称的,史称蚩尤亦曰“少昊”就是例证。所以,“少昊”之称,原本不是真实姓名,也非帝王的庙号。
          根据我们的研究,轩辕黄帝是死于涿鹿的毁灭性大地震,是时都城已毁,人民受难,青阳在此突如其来的危难之时,肩负起了救灾、治国、继承黄帝大业以已往、开创选贤任能于未来的重任,却始终不登帝位,不图名利。五帝时期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君民互动,广纳谏言,遵礼守法,文明以治,虽本于黄帝的思想而制定,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青阳默默实施,勤劳奉献,才得以形成一种社会制度与风气的。比如,帝王之权位,不是父亲传其子,而是在“选贤任能”的思想指导之下,实行选贤禅让,正是黄帝死后,由青阳身体力行,贯彻实施,形成一种政治权力交接制度的。他挑选、培养了高阳继黄帝而承帝位,这就是“五帝时期”的第二帝——帝颛顼。同样,高阳挑选出的帝位继承者,也不是自己的儿子。虽然,由于历史的久远,史料的严重缺乏,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但我们从十分明确的历史记载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
         “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禅让,正是从黄帝的继位做起的,并成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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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笺注》辑引。


个“五帝时期”坚定执行的一种制度:青阳既有自己继承帝位的极为有利条件,更有挑选自己的儿子们继承帝位的一切有利条件,然而非但自己不继承帝位,也没有挑选自己的儿子去继承帝位,而是要开创一种前所未有、利国利民的“选贤任能”帝位禅让制度!
      第三位:帝颛顼
      帝颛顼,按《竹书纪年》以及《山海经》等书的记载,是黄帝之曾孙,昌意之孙,乾荒之子①,母曰女枢。姓姬,氏高阳,名颛顼。颛顼在佐少昊治国之时,就显露出了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品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②。
       颛顼被青阳选贤而初登帝位时候,还非常年轻, 所以其初都在少昊之地,为的是距青阳所居之邑近些。多年之后,其帝都才又北迁至幽陵之地,约当于今之北京市附近。这也正是古史所记,既言其都的星野之分为玄枵宫(即“天鼋宫”),又言颛顼都幽陵这种表面看似矛盾的原因;在黄帝之后的一段历史上,有人精心治理着国家,却实际无帝位继承者,最后是青阳选择了黄帝的一个曾孙继之为帝。如此,历史上长期使人们疑惑难解的“黄帝至颛顼何以历时很久”的问题,或许也就有了答案:黄帝肇造大一统的国家制度时还很年轻,大约是其中年之时。而黄帝寿命很长,其死后又有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国家实际无帝位继承者,到后来继黄帝登帝位者,又是其年纪很轻的一个曾孙。这样,从黄帝到颛顼,就事实上延续了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而后世的人们而按照后世的常规,去计算这段历史,就犯疑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帝颛顼,亦同样未将帝位传于己子,而是挑选了蟜极之子高辛为帝位继承人,此若依《史记》之载,是为帝颛顼的族侄,而按《山海经》、《竹书纪年》、《蜀国春秋》之记,则帝高辛是帝颛顼的族弟。高辛即帝位后,史书称之为帝喾,是“五帝时期”的第三帝。甲骨文祭祀刻辞中,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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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竹书笺注》辑引《蜀国春秋》。
    ②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历史人物被子刻作“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gif”,王国维释此字为“夔”,以为即“帝喾”。郭沫若认为“王说无可易。”①
      第四位:帝喾
     帝喾,为清阳之孙,蟜极之子。姓姬,名喾,氏高辛。其之所以被选贤,任为帝位继承人,亦是由其公而无私,有急民之所急的品格,符合“以民为本”的纲领性治国精神。《史记》称其“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地之义,知民之急。”其登帝位执政后,“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帝喾有四妃:元妃娵訾氏女常羲,生子挚,姬姓。曾受禅而为帝;次为有邰氏女姜原,生子弃,弃本从母为姜姓,因农功而赐姓姬;三为陈锋氏女,生放勋,放勋从母氏姓伊祁,后受帝挚禅让帝位,史称唐尧;四为有娀氏女简狄生契,赐姓子氏,即商先祖。
      第五位:帝挚
      “五帝时期”,帝喾是唯一年迈之际将帝位传于己子姬挚的人。这倒不是信奉“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②的帝喾,说一套做一套,而是有其时的实际情况制约而造成的:
      其一,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禅让之制,还受着世袭制中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的影响,帝位选贤只在帝族之中,且以古婚制遗风,以姬姓为嫡,姬姓之外者为庶。
      其二,在帝族子弟中,其时尤以挚与放勋为贤,但放勋尚为幼童,不能胜治国大任。所以,依照为国选贤,“内不避亲,外不避仇”的原则,帝喾就传帝位给姬挚。
      帝挚,帝喾元妃娵訾氏女常羲所生,姓姬,名挚,登帝位后封其庶姓幼弟放勋于唐地,是为唐国侯。帝挚在位九年,自感政绩不佳,治国才能远不如唐侯。于是,按照帝位选贤任能的制度,就亲率群臣到侯国唐地(今——————————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②  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河北唐地)禅帝位与其弟唐侯,唐侯受禅让即帝位,都于潘,这就是帝唐尧。
       第六位:帝唐尧
     帝唐尧,从生母庆都姓伊祁,初受封于唐为唐侯,故以唐为氏。其谥号曰“尧”,通常史籍记载为“唐尧”,受禅即帝位,都于潘。潘,是以泉而名城,地在轩辕之丘西北五十里。涿鹿故地,曾因黄帝战胜蚩尤,镇压了一起疯狂的叛乱,于是,民人扮蚩尤之像供人乱殴以为庆贺,冀以吉而免凶,从此不再有疯狂屠戮的叛乱之灾。正因为这样,古人造字,依戴假面具扮作蚩尤的舞人之形造字为“冀”,以名涿鹿①。《竹书纪年》载:“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即帝位,居冀。”
      帝尧在位中,大力推动民本政治,于通衢大道树“诽谤木”,鼓励人民向执政者提意见;先命共工治理水患,不成。继而听取“四岳”意见,任命崇伯鲧继续治水。年老,以“选贤任能”的禅帝位标准,认为其子丹朱不堪大任,不能以子害国。因之咨询于“四岳”,看他们之间谁堪此任?四岳之长说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治理好国家的才能,大家倒是给尧提供了贤者的信息:说民间百姓之中有一个叫做重华的后生,姓姚,老大不小了,可还连媳妇都没有娶上。为什么呢?因为其生母去世很早,父亲则不明事理,凡事都听信其嫉妒性很强的继母及其所生之子象的意见。所以,人们都称其父为“瞽叟”。其三口人多次设计想把这个重华给害死,为的是日后好把家产都留给这继母所生的小儿子。但重华聪明而且孝顺,每次都是不动声色地躲过杀身之祸后,仍然孝顺父母、友爱小弟如初……舜的孝顺品格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称赞。四岳之长建议:为国家、为百姓而挑选贤能的帝位继承人,是否可以考虑这个后生?唐尧“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 闻舜悌,知其能嗣天下之长也; 闻舜慈乎弟,知其爱民而能为民主也。”②于是,尧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下嫁给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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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曲辰:《试谈地名“冀”的含义》,载《地名知识》1987年第5期。
     ②  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以观察重华如何治家。又派九个亲信之男与重华相处,以观察他的社会交往及用人才能。经过一段时间,又任重华为官,以试其行政能力。最后让他帮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并最终把帝位正式禅让给他,这就是历史上的帝虞舜。
       第七位:帝舜
      帝舜,潘城西北三里之姚墟人,从其生母握登姓姚,因重瞳子,故取名重华,“舜”是其谥号。舜父为瞽叟,瞽叟父为桥牛,桥牛父为句望,句望父是敬康,敬康父是穷蝉,穷蝉父是虞幕,虞幕父是帝颛顼。自虞幕至舜,七代为庶人。
       尧下嫁二女于舜妻,住在潘城妫汭,舜内行弥谨,娥皇、女英不敢以贵骄;舜外行谦逊,尧命随之九男皆知礼而受益;舜耕耘于历山,历山之民皆让畔;舜渔于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gif泽,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gif泽之人皆让居;舜制陶于河滨,河滨陶器受人爱;舜牧于黄阳山下,黄阳山下牧人皆知礼。尧知舜行,赐以细布衣、五弦琴,为其筑仓,赏以牛羊。
       然而,其父瞽叟还是听信其后妻及所生象的言语,欲害死舜而将尧赐财产归于象:
       瞽叟命舜用草拌泥抹仓库顶,当舜上了房顶后,瞽叟就在下面放火,引柴草烧房,欲把舜烧死。但舜早有预防:当瞽叟点着了库房下的柴草后,舜就举笠撑竿跳下着火的仓库,得以不死;没过多久,瞽叟又让舜挖井,当井挖深了以后,趁舜在井底弯腰掘土,瞽叟与舜弟象一起,奋力铲土填井,当将井筒填平后,象喜孜孜地说:“出谋取者是我。牛、羊、仓储,我就不要了,归爹娘所有。我只要尧赐的娥皇、女英、五弦琴足矣!”于是,就兴冲冲地进入舜的居室,取了尧赐舜的五弦琴弹奏起来。弹罢一曲,象得意地扬起头来,准备去见娥皇和女英,不料,却看见哥哥舜带着浑身的泥土站在他的面前!这下,可把象给吓懵了,慌不择言地说:“啊,啊,我
正想哥哥感到郁闷……”舜听了象的话,微微一笑道:“好啊,你几时也有
了友悌之情呢?”
      象则想也想不到,正是由鼓叟放火烧仓库的事件,使舜认识到,父与弟置己于死地之心不会改变。当瞽叟让舜挖井之时,就知道父亲这回是要活埋自己了!好在,父亲要自己掘个深井为葬身之地,自是不会让弟弟掏井的,这就有了死里逃生的办法:当他在井挖到一定深度后,就从井壁上掏了一个隐避的通道通向井旁的地面,在接近到地面时,停止挖掘。瞽叟与象奋力向井中填土活埋舜时,他就藏进事先挖好的通道,然后从容打破接近地面的薄土层,钻出地面,来到正觉得意的弟弟跟前……
       舜受尧选贤、协助尧处理国事后,也同样是按照“以民为本”的政纲而行事:建议帝尧处死治水无功而成患的鲧,任用鲧的儿子禹继父治水。并且,不将帝位传于己子商均,而决定禅位给治水有功的鲧之子禹,根本没考虑禹一旦大权在握之后,会不会报杀父之仇的问题。舜透露出以禹代行摄政之意后,禹就提出自己威望不及皋陶德播天下,恐民不依。又言治水中苗民顽而不按时完工,请舜授权以征苗的问题。舜未许,曰:“以德可也”①。此后,舜对苗民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②。舜恐后有祸起,遂迁苗民一部于三危,其余南迁至彭蠡之间。
      舜交权于禹后南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
       第八位:帝禹
       帝禹,姓姒,名文命。其父鲧受命治水,不是疏通,而是到处围堵,致水患更大,舜建议尧依法杀鲧,任命禹治水。由此禹战战竞竞,“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在皋陶、伯益、契、后稷等官员的大力配合下,治水成功,受舜禅位而为帝。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一直将夏禹视作一个“公而忘私”的治水英雄,大加歌颂。而完全忽视了他伪装谦恭,骗取虞舜信任,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处心积虑,耍尽花招,排除异己,大兴杀伐,骄奢极欲,疯狂破坏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其帝位父以传子的“家天下”奴隶制独裁专制政体,鼓吹君权神授、“神道设教”以愚民,从而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
——————————
①  《吕氏春秋》。
②  《绎史》引《韩诗外传》。


造成极大破坏的历史事实。后世这种对夏禹的认识,显然与夏初人们的认识不一致,与历史实际不符合。
       二、“五帝”之称的由来
          自轩辕黄帝“以战去战”,一统神州大地,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制度,至夏朝之前,本来经历了八位实际执政治国者,为什么后世则称其为“五帝时期”或“五帝时代”呢?溯本求源,这同古代的国家祭祀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国自古不仅对于祭祀极其重视,将其与治国安邦相联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②同时,更有着极其严格的各种规定。在祭名上,五年一祭者称“禘”,三年一祭者曰“祫”,每年按季节的祭祀,春曰“祠”,夏言“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8.gif”,秋称“尝”,冬谓“烝”。在由谁主持祭典和所祭对象上,也有规定。这就是“礼,不王不禘”③帝王祭祀国家始祖,祭谁和不祭谁,都有明确的标准。这个标准明确规定:“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④中国最早的祭祖对象,就是按照这些规定而确立的:
          首先,按照“不王不”的规定,在夏代以前的八位执政治国者中,先排除了青阳,亦就是“少昊金天氏”,他虽然在轩辕黄帝之后将国家治理的很好,也正是由他亲自实行选贤任能的一系列以民为本的立国制度,但他并未正式即位称“帝”,就不能违制而祭了;
          其次,是排除了对帝挚的祭祀。帝挚虽然受禅称帝治九年,又自认为自己在治国上不如其弟放勋,主动选贤让位,但与“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大患”五条有功受祭标准都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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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礼记·礼运》。
    ③ 《礼记·大传》。
    ④ 《国语·鲁语上》。


所以中华五千年祭祖名单中也就没有帝挚的号了;
          第三位被排除出祭祀行列的,就是帝禹。
          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他虽然是虞舜帝禅位挑选的帝位继承人,但却不贤,他故意迟迟不选定接班人,而是暗里扶持其子的势力,实际上达到传帝位与其子的目的;他虽然治水有功,但却正是由他炮制出一篇《洪范》,开神道设教、愚化人民之历史先河,为其建立以国为私的家天下独裁统治服务,并彻底巅覆了之前实行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以民为本社会制度……所以这个禹也从祭祀对象中除出去。如此,夏代之前的八位执政治国者,去掉三位后,就剩下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位帝王。而这又符合中国古代“色尚黄,数崇五”的习俗。
          中华文化上有不少独特的认识与传统,色尚黄,数崇五,就是其中之一。例如:金、木、水、火、土,为五行;东、西、南、北、中,为五方;黍、稷、菽、麦、稻,为五谷;桃、李、杏、栗、枣,称五果;红、黄、蓝、白、黑,称五色;酸、甜、苦、辣、咸,称五味;牛、羊、豕、犬、鸡,谓五畜;嵩山、泰山、恒山、华山、衡山,谓五岳;国家设金正、木正、水正、火正、土正,曰五官。音乐上制定宫、商、角、征、羽,曰五音;定刑法上以墨、劓、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gif、宫、大辟,为五刑;规定一年四季,按东、西、南、北、中,在国都的郊外,起土为坛,升烟为号,对五天神、二十八宿星神的一揽子祭祀,曰“五郊祀”……
        同样,在国家的祭祀礼制上,也是按“数崇五”进行典章制定,唐虞立五庙,……夏氏因之”①此所谓“天子五庙,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②。如此,各朝代帝王以自己的五位开国近祖,陪中华开国的五位远祖享祭,由此,就日久成习,称轩辕黄帝以来夏代以前的这一段历史为“五帝时期”。
        后世,虽殷商改为天子六庙,周王朝因改音律为七音,亦改天子为七庙。但在实际的禘、祫大典中,还是以五位近祖陪黄帝、颛顼、帝喾、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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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通典·卷四十七·天子宗庙》。
     ② 《礼纬·稽命征》。《通典·卷四十七》引郑玄语,指《礼纬·元命苞》为误。


尧、帝舜这五帝而享祭,而且,在郊祀之中,亦还是用“五音”,以与五方、五色、五味、五天神、五人帝相配,不能用七音、七王相配。
        正是在这种五年禘、三年祫的国家隆重祭典中,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五帝”的历史观念。就连司马迁述史,都受了这种不合史实的观念性影响,在《太史公书》的开篇中,就搞了个《五帝本纪》。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失于历史的真实。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3-28 12: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节:祭轩辕由古代的礼制而形成
         国家祭祀轩辕黄帝,是由古代的礼制而形成。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文明,体现于经天纬地、人文教化,其最重要的,就是法制与礼制。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礼仪之邦”,其原因,就是重视社会法制与礼仪,故此,礼制形成很早,它不仅形式完善,而且内容齐全,对于推进社会文明教化行之有效。
        一、礼的起源
        关于礼的起源,中国古代早已有人讨论过,其意见有两种:孔子认为,礼仪起源于自然,本于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在有了国家制度之后,帝王秉承而整齐之,用之以治理天下:“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礼,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①他又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荀子认为,礼仪起源于先王之治化,是人为的事物。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②在《性恶》篇,荀子又反复地重申他的这一观点:“圣王以人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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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礼记·礼运》所引。
    ② 《荀子·礼论》。

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礼仪,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在同篇之中,他再一次地强调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荀子的说法,在社会作用上是对的,但在礼仪的起源上则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的:第一,是他偏于人性之“恶”的偏颇论点所致。这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一样,不符合事物对立统一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第二,是荀子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史,不懂得帝王及国家制度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始终的事物,而是在人类经过了至少几百万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之后,直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文明时代之际才出现的。所以,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古之圣人”、“古之帝王”所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想当然之说了;第三,是荀子不懂得礼仪之制,源之于饮食男女,本之于天地自然之道,不知道国家之制起源于家庭建立,是家庭生活的一种社会性延伸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人们谈历史事物,如果不懂哲学,不懂人类社会发展史,又不研究历史,不是凭证据来说话,而是靠想当然地发言,其发言,就往往会出现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乃至于荒诞。
        二、礼制的形成
               在中国,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究竟形成于何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可以作明确的证实,但是,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中,业已明确地将温、良、恭、俭,仁、义、智、信作为道德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述。如“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同时,又提出了治理国家要“从民俗”、“顺民心”的问题。我们又明确地知道,在尧舜之时,就业已将“礼”作为治国大事了。依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说,礼制形成于“五帝”历史时期。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初,很可能是将礼作为对于治理国家很重要的民俗提了出来,到了尧舜之际,就初步形成了一种制度。是否如此,这还需要有更多的历史证据加以证明,才能有准确可靠的历史认定。
           三、礼的形式与本质
        礼的形式是很多的,历史上各时期所重也并不一致。但古代一直相沿成习的,带有某种制度性的礼节,有以下这么几种:
    ⑴ 冠礼:
             古代未成年的儿童、少年,都不束发。女子从十五岁起举行礼,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各开始束发、梳髻,以示其将进入成年时期,目的是让这一时期的青年男女处处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一切社会活动中应当注意自己要衣冠整齐,言语得体,行为有礼貌,明白自己行为举止所负有的社会责任。
   ⑵ 婚礼:
    女子二十岁嫁夫,男子三十岁娶妻,届时举行婚礼。中国古代提倡婚礼庄严而隆重,反对聘礼厚重。如《周礼·地官·媒氏》规定:“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注云:“五两,十端也。必言‘两’者,欲得其配合之名。”疏曰:“婚礼每端二丈,取诚实之义,故以两丈整数为之”。又如《治家格言》曰:“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其婚礼主旨庄严隆重,就是要使新婚夫妇明白,两姓合婚,乃人之大伦,互敬互爱,一之以齐。因为,夫妇之合者,乃家庭之始。而家庭者,乃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齐家对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只有齐家,才能达到国家安定、社会祥和、天下大治。
     ⑶ 丧礼:
              古人认为,孝本于天地,是人之大德大行。父母生育子女之身,养子女之体,教化于子女之心灵,其恩难报,其情难尽。所以,事亲,生以致敬,瞻养以致乐;病则致忧,恨难相替;丧而举哀,悲痛以送。故丧礼之举,不仅顺乎人情,而且也是行教化,致文明的常理。
    ⑷ 祭礼:
       祭礼在历史上,虽然有祭天、祭地、祭神、祭祖之别,但祭祖先,于国为大典,于民为大礼,尤以为重,无有过之者。中国人一直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②祭祖报本,是教人不忘其根,以激励爱家、爱族、爱国,继承祖先之志,从而奋发有为的一种教育形式。这种教育不是由谁来说教,是通过一种具体的形式,激发人们自省自励,是德教的一种体现形式。
     ⑸ 乡饮酒礼:
      中国古制是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曰族,五族曰党,五党成州,五州称乡。如此,在每一个乡中就自然会有高寿老人,以及有德、有能的贤者所居。在定期举行的乡饮酒礼中,主要是通过这种具体的社会活动形式,让人们增强乡土观念、社会意识,在敬老而拜,礼贤让座的礼貌行为之中,蔚成一种敬老让贤的良好社会风气。
    ⑹ 军礼:
     军队出征、得胜班师的祭军旗,论功行赏等庆典,谓之军礼。军礼的功能主要是明上下,壮军威,砺士气,显功劳,以蔚成英勇善战、卫国保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增强军队素质,为提高战斗力服务。
    ⑺ 宾礼:
     宾礼是接待宾客、朋友方面的礼节,所以它又被称之为“相见礼”。宾礼有欢迎、欢送、致辞、行分先后、坐分左右、礼让谦恭等具体内容,按不同宾客施以不同的礼节。
上述不同礼制所包涵的实质性内容为:夫妻互爱,父慈子孝,敬老爱幼,尊师重道,兄友弟恭,仁义忠信,严以律己,宽厚待人,见利思义,谦虚礼让,崇祖报本,民族团结,保家卫国等等,一言以蔽之:“礼之用,和为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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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国语·鲁语上》。
    ③  《论语·学而》。


我们若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所形成的这些礼仪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礼仪所反映的本质,同道德、法律是一致的,是人们将一些最基本的,人们在日常家庭、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的客观自然规律作为一种文明礼貌的具体形式,来让人们自觉实行的。比如,夫妇、父子、师生、兄弟、朋友等各种礼仪,都是事物阴阳异性相引规律的一种体现,是阴阳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存、互为己根、相对守恒的关系,礼仪的本质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社会文明自觉性的行为。如父母养育子女以幼小,子女瞻养父母于衰老,不但是人类繁衍发展的需要,也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老牛舐犊, 羊羔跪乳。人若无礼, 何如畜牲?所以,孔子说礼仪“本之于太一”,是“天之道”,“人之情”,没有说错。
     四、礼的社会功能
     中国人自古就极其重视礼仪,并将其发展成为人类家庭、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简单易行的礼教之制,礼仪之行,达到文明以化,祥和而治,使全社会呈现出一种和平、安宁、充满人性、充满友爱的和谐有序生活。中国人注重礼仪,人称礼仪之邦,这正是中华民族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一种历史体现!
     当然,礼制的形成,亦同中国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自然也会产生,如依封建“三纲”论所搞出来的一些礼仪,就是礼制文化中的糟粕,是应当彻底批判和铲除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主体,如果以偏概全,由此说中国古代的所有礼仪都是“封建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那就是错误的,对国家、对民族都有害而无益的言论了。
     五、国家祭祖礼制的形成过程
      国家祭祖的礼制,起源于母系氏族历史时期,辽宁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与研究就是证据。在西周初期及其以前,国家祭祖,虽分“禘”、“祖”、“宗”、“郊”等不同级别,但近祖与远祖区分并不严格,同时,因朝代不同,“禘”、“祖”、“宗”、“郊”的对象也各不相同:“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①
      西周之后,国家祭祖的礼制便逐渐形成,这就是:五年一“禘”,三年一“祫”,每年按四季祭祖,春曰“祠”,夏曰“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秋曰“尝”,冬曰“烝”。
      五年一“禘”,称“大禘”,是国家祭祖的最高级别,其典礼至为隆重,举行典礼的地点,一般是在国家专门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明堂”中进行。其方法是各朝代帝王以自己的五位近祖,陪历史上的轩辕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五帝,设牌位而享祭。此由帝王率文武大臣,在明堂举行祭典之后,还要分别到五位近祖和五位远祖的葬地陵庙中举行祭拜典礼。
      三年一“祫”,亦同五年大“禘”一样,在明堂或太庙中以五位帝王的近祖陪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五帝”进行祭祀。所不同的,是到五位近祖的葬地陵庙中祭拜,而不再去五位远祖、亦就是“五帝”的葬地陵庙中举行祭礼。
      一年四季的依时祭祖,则只祭帝王的五位近祖,地点是在太庙中举行祭礼。
       从唐朝开始,每五年举一次的大“禘”就不再由帝王率群臣到“五帝”的葬地庙中去祭祀了。
推翻帝制之后,虽然国家不再举行祭礼以祭五帝,但是,对轩辕黄帝的祭拜,则继承了下来。这,从其一开始就带有了一种“统战”的意味:
           先是,由孙中山组织和领导的同盟会,一直依中国的历史传统,尊轩辕黄帝为“人文初祖”,以黄帝肇造的文明国家制度,为中华开国之始。并以轩辕黄帝为旗帜,发动推翻清帝统治的革命活动。正因为如此,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等,一直采用黄帝纪年。以至于1911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成立之际,各省代表举行会议,认为应改黄帝纪年为阳历,故通电全国曰:“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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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礼记·祭法》。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① 在此前的1908年,陕西、四川、甘肃、山西、广东的同盟会会员代表20多人,赴陕西中部县祭轩辕黄帝陵,并决定此后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之日,祭黄帝陵。② 此后,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于清明节在陕西黄帝陵举行祭典,祭祀轩辕黄帝。特别是在1937年,为了体现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组织军民一致抗日,这一年的4月5日,国共两党还各自派出代表,手捧祭文,赴陕西黄帝陵举行了共同祭祀轩辕黄帝的典礼。
            虽然,现代的祭祀轩辕黄帝,提法有着不尽严谨之处,但是,有两点是肯定的:
    其一,称历史上的轩辕黄帝为“人文初祖”,“文明始祖”,这就严格地界定了是“社会文明”性质的始祖,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血缘之祖。这一点,1912年孙中山的 《祭黄帝陵文》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是中华开国始祖:“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
     第二,这种祭祀,从来就不是以“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某一国内狭义的特定族群行为,而是国家行为,是中华民族的祭祖活动。事实上,称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其实质意义上的蕴含,则早已超越了“国家”的范畴。因为,现在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自认为是“华夏后裔”“华夏子孙”,但其国籍则不一定是中国。所以,有人说:“黄帝是今天汉族的先祖”,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他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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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17页。
    ② 黄帝陵基金会编:《黄帝文化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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