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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中华因何祭轩辕》一书连载6至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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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 发表于 2018-3-21 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六节:黄帝战炎帝的结果
一、阪泉之战的时间、战场、对象、因果
        阪泉之战的时间,是在战蚩尤之后。
       阪泉之战的战场,是在轩辕之丘西南,即轩辕之丘至阪泉之间6华里的阪水河谷。
       战争的双方,是黄帝与炎帝。
       战争的起因,是自黄帝建议派官到少昊、太昊两地施治,炎帝亲往太昊之时或已有异志。其后在涿鹿决战之前,黄帝为使骄兵之计,做好战场摆布,故意按兵不动,未及时出兵救援被蚩尤追杀的炎帝,炎帝对此心有所怨。所以,当黄帝刚刚打败蚩尤而喘息未定之际,炎帝就向黄帝发难,挑起了又一场战争,其战争的核心性的本质,是权位之争。事实上,阪泉之战,亦是部落方国时期双头领导体制向文明时代一元领导体制的一个转换。部落方国帝、后双头领导中,其掌握军事领导大权的“帝”,取代行政领袖之“后”,成为文明国家制度下的第一代君主,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
       战争的结果,是黄帝经三战而打败了炎帝。
       所谓“涿鹿之野”、“阪泉之野”,完全是为了准确地区分两个既存在前因后果、时间先后密切联系,又各自独立为不同性质的战争、不同地理位置的特定战场专用名称。“涿鹿之野”是指轩辕之丘东南,八卦遗址西南,涿鹿山东北,宋山以西,灵山以北的灵山河谷谷口处一个喇叭状平野之地,其中包括蚩尤城(即《山海经》所记载的“凶黎土丘”)、蚩尤泉、黄帝泉在内的地域,面积为二十五平方公里左右;“阪泉之野”在轩辕之丘西南、涿鹿山北的阪水河谷中,面积不过七、八平方公里,两个战场之间,正是涿鹿山向东北方向延伸下来的一个黄土山梁。
二、战争的过程
        黄帝刚刚打败蚩尤,一直屯兵于阪泉而作旁观的炎帝,突然向黄帝发起军事攻击,他想趁黄帝因多年征战疲惫不堪之际,将黄帝一举打败,以泄胸中积聚已久的怨恨,并借此以洗与蚩尤一战即溃的耻辱,重振往日的威严。
       黄帝对于亲兄弟之间的反目成仇非常吃惊,虽经多方面努力而终不能化解炎帝的怒恨,因而叹息:“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之烈。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神何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兄弟?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于是,黄帝告知炎帝,择日决战。
        一连两天,黄帝都是亲率熊、罴、貔、貅、、虎六部之军,出轩辕之丘,在阪水河谷谷口,树大旗七杆,摆起了一字长蛇阵,向阪泉进军,炎帝自然都是严阵以待。但战斗的结果,却都是黄帝所率的军队显得十分疲惫,不胜而归轩辕之丘。到了第三天,当两军相接之际,黄帝突然摆动大纛,以黄帝所在之卫队为摇光,后队变前卫,分别以六部之军为开阳、玉衡、天权、天玑、天璇、天枢,变成了一个七星北斗军阵,其以虎部军队为首的的斗魁,立刻形成了杓头一样三面包围、一面开网的阵势,像刮着旋风似地卷向了炎帝所在之处。炎帝心慌,急忙夺路而逃,谁知黄帝就如同紧握杓柄挥动,炎帝始终逃不掉这个随他而动的身后杓形合围军阵,当炎帝感到体力不支之际,也就款款地做了战俘。回到轩辕之丘,文武群臣像早有准备似地以礼恭迎他们的行政领袖,黄帝自亦动情抚慰,但炎帝却很冷漠,始终辞而不再做事,直到黄帝以战去战一统华夏大地,派官、置法以治全国各地之际,黄帝又提出与炎帝分治南北,炎帝仍不肯为君“后”,黄帝只好封其为“缙云”之官,任其主政于南方。
有的史学家认为黄帝战炎帝,结果是将炎帝杀掉了,这是不做精细研究,而凭空想象的一种说法。
此附涿鹿两战战场分布图如下:
涿鹿两战战场分布图

涿鹿两战遗址图_2.jpg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3-21 09: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节:“不好战伐”的黄帝为什么又四方征战?

  依史籍之载,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是视战争为凶器,不好战伐的。如《御览·皇王部四》引蒋子《万机论》言:“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黄帝经》也同样证实了这种历史情况: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黄帝明确反对以强凌弱,穷兵黩武,肆意侵伐别国土地的称霸行径。尤其反对治国者“好凶器”,“纵心欲”,“伐无罪”,“杀服民”,“戮降人”。并将“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列为治国之中的“三凶”。说:“一国而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也”①。而《史记·五帝本纪》又记载,黄帝在战蚩尤、战炎帝之后,则“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四方征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史料后,就明白这与涿鹿两战有着直接性的因果关系。涿鹿两战由于是发生在轩辕黄帝肇造神州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前夕。所以,这两战在黄帝思想中造成的巨大震撼,以及对问题的思考,就必然要直接地影响到他治国思想、制度建设、伦理道德提倡、严防某种问题产生等方面。而这些,必然都要从典章制度的层面形成一种历史文化,经过历史性的传播与传承,给后世的历史造成深远影响。所以,对于涿鹿两战事实的澄清,性质的分析,对于两战之后黄帝治国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就极为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五帝时期的历史,解开诸如“禅让”之制、“谏言”之制等长期使学术界犯疑的问题有帮助,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华历史文化有帮助,同时,也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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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亡论》。


们搞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建设好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涿鹿两战,对轩辕黄帝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对黄帝日后的国家建设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了黄帝肇造神州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历史进程
  依历史记载,在涿鹿两战发生之前,轩辕黄帝的主要精力是在发展生产和建立有熊国内部社会秩序方面,并未主动发动战争开疆拓土。其有熊国疆域的扩大,主要体现在邻近部落方国服其德、慑其威的自愿“宾从”方面。有熊国在熊耳、龙门两山的垦荒,在空桑山的天文观察研究,在灵山的医药、哲学研究,都是在涿鹿两战之前进行的。而对于削平有熊国周围大大小小部落方国,建立六合一统的国家,或未考虑,或不感到急迫,总之,是没有这方面的行动。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熊国的国土面积已经相当广阔。同时又有黄帝、炎帝、蚩尤、应龙、风后、力牧等一大批政治、军事领袖及科学技术人才在治理这个国家,没有哪一个部落方国能与之抗衡。然而,在设立典章制度推进有序的文明建设当中,在有熊国的内部,却突然发生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惊天动地的大战!重臣手中有兵可叛,同胞手中有兵可成祸患,国内君臣、同胞手足之间尚且如此,而有熊国周围则有着大小林立的部落方国,它们都是拥有各自的军事力量的,不论是哪一个部落方国强大起来,时机成熟,都会威胁有熊国的安全,这是显而易见之事。《六韬》中所引的《黄帝经》中一段轩辕黄帝语,大约就是他此时心迹的一种体现:“日中不彗(暳),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①。于是,“养性爱民,不好战伐”的黄帝决定“以战去战”②,消除未来战争的隐患,“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当一统华夏之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③,建立了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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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望:《六韬·文韬·守土》。
②  《尚君书·画策》。
③  《史记·五帝本纪》。


史上第一个神州一统的国家制度。从这个角度上说,涿鹿两战,对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之建,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两战是这一国家制度之建的“奠基礼”,而合符釜山,就是它建成的一个“竣工仪”。
  第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
  黄帝建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分封百官治理各地,降处其诸子于地方,不能说与涿鹿两战的影响无关。黄帝是中国上古历史上少有的伟大军事家,却极少谈论战略战术,而是明确地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得已而行”①。倒是在《黄帝经》中专以一篇《亡论》以言“六危:一曰嫡子父;二曰大臣主;三曰谋臣反其志;四曰听诸侯之所废置;五曰左右比周以雍塞;六曰父兄党以拂”,申言“亡国之祸,莫大于乱”。
   也正是这种从中华建国之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和理论,使中国在战国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朝代不断更替,但国家却始终保持着统一。此后的历史,虽然国家有时会出现暂时性的分裂,但终究又会统一。因为不论哪朝哪代的九州人民,都是赞成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的。这是历史和历史文化对于民族心理素质塑造所起的作用。这种民族心理素质是任何人都难以改变的,正是这种五千年的历史和历史文化决定着中国的历史命运。
  “不好战伐”的黄帝为什么又四方征战?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轩辕黄帝治国、理政,一切都是与时偕行,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条件而作实事求是的政策调整,而绝不死搬硬套,墨守成规。这就是事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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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帝经·称经》。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3-22 08:1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节:“选贤任能”是五帝时期的职官制度

“选贤任能”,是五帝时期的职官制度,它是由黄帝执政的“以民为本”思想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之一。与其配套的还有设立民意代表机构、老百姓的與论监督、帝王定期到各地巡视等多项政治措施。
一、五帝时期帝位选贤禅让的基本情况
黄帝有子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当中,不仅无一人继黄帝而登帝位,而且是被黄帝分封到了边远的中国各地。在黄帝死后,才由其子青阳(即居于少昊,史称其为金天氏者)挑选了高阳继黄帝而承帝位的,这就是“五帝时期”的第二帝——帝颛顼。同样,高阳挑选出的帝位继承者,也不是自己的儿子。虽然,由于历史的久远,史料的严重缺乏,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记载十分明确的历史事件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禅让,正是从黄帝的继位做起的,并成为整个“五帝时期”坚定执行的一种制度:青阳既有自己继承帝位的极为有利条件,更有着挑选自己的儿子们继承帝位的一切有利条件,却为什么不但自己不继承帝位,也没有挑选自己的儿子去继承帝位呢?这种与夏禹之后历史上为争夺帝位继承而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用尽了人间一切阴谋诡计的史事形成强烈对比的情况,难道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与很好地研究吗?
帝颛顼,依孔子之说,《史记》之载,是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但这种记载同最古老的史料是有出入的。倘若按《竹书纪年》以及《山海经》等书的记载,则为黄帝之曾孙,昌意之孙。《山海经·海内经》言:“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竹书纪年》载:“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又《蜀国春秋》也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生乾荒。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枢,是为阿女,所谓淖子也,生颛顼。”①《山海经·大荒东经》又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看来,乾荒、韩流,应是一人,因其字形相近而在历史的传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依照五帝时期的代系而言,则帝颛顼为黄帝曾孙为正,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是如此②。颛顼在佐少昊治国处理政务之时,就显露出了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品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③。颛顼被青阳选贤而初登帝位时,非常年轻,所以其初都在少昊之地,距青阳所居之邑很近。此后的帝都,才又北迁幽陵之地,其都大约相当于今之北京市附近。这也正是古史所记,既言其都的星野之分为玄枵宫(即“天鼋宫”),又言颛顼都幽陵这种表面看似矛盾情况出现的原因;黄帝之后的一段历史上,有人精心治理着国家,却实际无帝位继承者,最后是青阳选择了黄帝的一个曾孙继之为帝。如此,历史上长期使人们疑惑难解的“黄帝至颛顼何以历时很久”的问题,或许也就有了答案:黄帝肇造大一统的国家制度时还很年轻,顶多是其中年之时。而黄帝寿命很长,其死后又有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国家实际无帝位继承者,到后来继黄帝登帝位者,又是其年纪很轻的一个曾孙。这样,从黄帝到颛顼,就事实上延续了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而按照后世的常规计算这段历史,人们就犯疑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帝颛顼,亦同样未将帝位传于己子,而是挑选了蟜极之子高辛为帝位继承人,此若依《史记》之载,是为帝颛顼的族侄,而按《山海经》、《竹书纪年》、《蜀国春秋》之记,则帝高辛是帝颛顼的族弟。高辛即帝位后,史书称之为帝喾,是“五帝时期”的第三帝。甲骨文祭祀刻辞中作“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gif”,王国维释此字为“夔”,以为即“帝喾”。郭沫若认为“王说无可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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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笺注》辑引。
②  《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③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④  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依照我们的研究,“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gif”确实是帝喾,但此字应当释作 “俊”才对,释作“夔”,是过分强调字形的一个错误。
帝喾之所以被选贤,任为帝位继承人,亦是由其公而无私,有急民之所急的品格,符合“以民为本”的纲领性治国精神。《史记》称其“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地之义,知民之急”。其登帝位执政后,“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
帝喾有四妃:元妃娵訾氏女常羲,生子挚,姬姓。曾受禅而为帝;次为有邰氏女姜原,生子名弃,“弃”名之所得,是因为生母以为其子不祥,经过三次丢弃到野外而不死,才又抱回抚养,因而取名为“弃”的,其本从母为姜姓,因农功而赐为姬姓;三为陈锋氏女,生放勋,放勋从母氏姓伊祁,后受挚禅让帝位,史称唐尧;四为有娀氏女简狄生契,赐姓子氏,即商先祖。
“五帝时期”,帝喾是惟一将帝位传于己子姬挚的人。姬挚登帝位九年,自感政绩不佳,治国不如唐侯放勋,就亲率群臣到侯国唐地(今河北唐县城南八里)禅帝位与其弟唐侯,唐侯受禅让即帝位,都于潘,这就是唐尧。
唐尧年老,以“选贤任能”的禅帝位标准,认为己子丹朱不堪大任,不能以子害国。因之咨询于“四岳”,看他们之间谁堪当此任,四岳之长说他们中间的谁也没有治理好国家的才能,大家倒是给尧提供了贤者的信息:说民间百姓之中有一个叫作重华的后生,姓姚,老大不小了,可还连媳妇都没有娶上。为什么呢?因为其生母去世很早,其父则不明事理,凡事都听信其嫉妒性很强的继母及其所生之子象的,所以,人们都称其父为“瞽叟”。其三口人多次设计想把这个重华给害死,为的是日后好把家产都留给这继母所生的小儿子。但重华聪明而且孝顺,每次都是不动声色地躲过杀身之祸后,仍然孝顺父母、友爱小弟如初……舜的孝顺品格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称赞。四岳之长建议:为国家、为百姓而挑选贤能的帝位继承人,是否可以考虑这个后生?由此唐尧对舜经过了反复考验,最终把帝位正式禅让给他,这就是历史上的帝虞舜。
虞舜在处理国家大事和帝位禅让上,同样是依照“以民为本”的政纲而行事:他建议帝尧处死了治水无功而成患的鲧而举其子禹继承父业治水,并将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鲧之子禹。他完全不考虑禹一旦大权在握之后,会不会有报杀父之仇的祸患。
二、帝位选贤任能的禅让是一种政治制度
从前面简要的历史情况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帝时期”的帝位禅让,并不是一帝、两帝的个人行为和偶然之举,而是行之一贯的一种帝位权力交替普遍做法,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最广大的黎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一切以人民为本位,为依归。帝位禅让的标准,就是选贤任能。为了确保统治国家的大权不致落入无才、无德的不肖者之手,其选贤任能都分两个步骤实施:先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培养,在正式禅让而放权之前,都让被选拔者先辅佐帝王处理国家大事,认为可以,就进一步让其摄政,将要禅让帝位者暂时退居一边,实行观察、监督、指导。当将要禅位的老帝王确信其继任者有足够的治国才能与品格,又在百官和天下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威信之后,这才择日祭告天地、祭告于先祖之庙,正式交出所有治理国家的一切大权,老帝王就从此完全退出政坛而安度晚年。如此,就使得国家的权力交接,在自然平稳之中逐渐过渡,避免因政权交接之中社会出现动荡不安,以保证政令实施的连续性。
三、与“禅让”相配套的其他制度
我们之所以认为“五帝时期”的帝位禅让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因为:第一,它是依黄帝所制定的“以民为本”思想为指导而建立的;第二,它不是某一帝的孤立、偶然行为,而是整个“五帝时期”的一贯做法;第三,这种禅让都有着一个考察、任用、逐步交权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长期实施,它还有着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在一起实行着。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论述。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3-22 13:0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节:五帝时期的权力监督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上的五帝时期,正是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民本社会。之所以如此,就是“不好战伐”的轩辕黄帝,从宠臣蚩尤叛乱而有涿鹿之战、同胞弟弟争权闹出阪泉兵变中吸取教训,在治国用人中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以防止治国大权落入心存私利人的手中,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因此制定了选贤任能的职官制度,成立有智者参政议政的咨询机构,建立民意代表机构,鼓励黎民百姓对官吏进行权利力使用的监督,以及帝王定期巡视地方的制度等。现在,我们就五帝时期对官员权力使用实行监督分述如下:
   一、“智囊团”的建立
   为了尽量减少决策上的错误,整个“五帝时期”都存在着一个为帝王治国而建立的“智囊团”类型的机构,它分别由哲学、天文、医药、农业、军事等各方面专业人才所组成,历史记载称之以“帝师”。如被称作“黄帝师”的人有:风后、力牧、常先、大山稽、鬼臾区、大坟等;被称作“颛顼师”的有:大款、亮父、绿图、柏夷等;关于柏夷、亮父,《路史》等将其看作是两个人,《晋书·景帝纪》之说亦然。而《吕氏春秋·尊师》篇则载之为一人,曰“柏夷父”,《古史考》作“柏亮父”,未知孰是;被称作“帝喾师”的人有:柏招、舟人、赤松子等;其中“赤松子”的事值得怀疑,因为古神话中亦有这么一位,言其能入火受烧而不死等等;被称作“尧师”的有:子州、支父、尹寿、务成子等;“舜师”则有:纪后、许由、蒲衣等。
   二、民意代表机构
   “五帝时期”为贯彻执行“以民为本”的治国之策,还设立有一个民意代表机构,史称“四岳”。此概以五方名山代称五方,帝王居中而治,就将代表东、西、南、北四方的民意代表机构以四方名山之称而称之“四岳”。对于“四岳”,五帝时期史料不全,我们不知其全部情况,但从尧时的记载,我们知道这“四岳”参政议政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尧欲选任一个治理水患的官员,就此而向“四岳”咨询。“四岳”之长一致推荐了鲧。尧不同意,认为鲧这个人性情乖戾,干不成大事。但“四岳”之长们则一致反对尧的看法,说:这就怪了!你没有试用,怎么就知道他不行呢?帝尧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任命鲧治水。结果不出尧之所料,鲧的治水之法是到处滥堵,越治洪水为害越重……这个历史记载证明,“五帝时期”不仅有民意代表机构之设,而且是确有参政议政之权的。
   三、黎民百姓的舆论监督
   在治理国家之中,要知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去民之所恶,为民之所需。建立民意代表机构,是施政的措施之一。事实上,这种民意代表机构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一是通过这种渠道所听的民意,是间接的民意反映。且其代表面有一定的限制;二是这种机构不常设,则无法参政议政。而常设,一些民意代表必会长期脱离人民,其意见的代表性就必然会产生“失真”情况。所以,“五帝时期”还采取了另外两项措施:一是帝王五年一巡狩,直接巡视各地官员施政情况,直接同黎民百姓接触,听取百姓的意见;二是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官员直接提意见,如立诽谤木、置敢谏鼓之类具体措施。
   所有这些措施,说到底,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凡人之本性,听美言而心悦,闻逆耳之言便厌恶:而为了个人的利益,则又都知顺情说好话,多说顺情美言,不去指责别人。对官员更是多唱颂歌,而不会轻易批评,以免招惹祸患。如此,一般的人要想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意见,特别是反对的话,应当说是机会极少,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做了官的人,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就更加突出:因为手中有权,要想听到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施政缺点、错误的真实意见,就尤其困难!然而,人之处世为人,若是不能听到别人对自己缺点、错误的批评,焉能及时改正缺点错误,取得进步?做官者听不到对自己执法、施政方面的真实意见,而听到的只是一片赞扬之声,岂不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如此,在早已出错而还昏然自得的情况下办事,焉有不办砸、不摔跤之理?
    所以,中国的哲学首先就提出了在思想上不断地“反己”、“克己”、“自胜”、“无私”、“兼听”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学道,首先是用来修习自己的心性,反己以存真,克己以复礼,自胜以自强,无私以增智,兼听以存明。只有上明于天道之反,下明于地道厚德载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①,“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不断地“去私而立公”②,才能够堪负重任,以成大业。正因为如此,造“圣”字就以一个突出耳朵听别人张口发言之形“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而为“圣”。所以,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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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乾·经文》。
② 《黄帝经·经法·道法》。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3-22 16: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节:五帝时期的权力监督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上的五帝时期,正是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民本社会。之所以如此,就是“不好战伐”的轩辕黄帝,从宠臣蚩尤叛乱而有涿鹿之战、同胞弟弟争权闹出阪泉兵变中吸取教训,在治国用人中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以防止治国大权落入心存私利人的手中,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因此制定了选贤任能的职官制度,成立有智者参政议政的咨询机构,建立民意代表机构,鼓励黎民百姓对官吏进行权利力使用的监督,以及帝王定期巡视地方的制度等。现在,我们就五帝时期对官员权力使用实行监督分述如下:
  一、“智囊团”的建立
  为了尽量减少决策上的错误,整个“五帝时期”都存在着一个为帝王治国而建立的“智囊团”类型的机构,它分别由哲学、天文、医药、农业、军事等各方面专业人才所组成,历史记载称之以“帝师”。如被称作“黄帝师”的人有:风后、力牧、常先、大山稽、鬼臾区、大坟等;被称作“颛顼师”的有:大款、亮父、绿图、柏夷等;关于柏夷、亮父,《路史》等将其看作是两个人,《晋书·景帝纪》之说亦然。而《吕氏春秋·尊师》篇则载之为一人,曰“柏夷父”,《古史考》作“柏亮父”,未知孰是;被称作“帝喾师”的人有:柏招、舟人、赤松子等;其中“赤松子”的事值得怀疑,因为古神话中亦有这么一位,言其能入火受烧而不死等等;被称作“尧师”的有:子州、支父、尹寿、务成子等;“舜师”则有:纪后、许由、蒲衣等。
  二、民意代表机构
  “五帝时期”为贯彻执行“以民为本”的治国之策,还设立有一个民意代表机构,史称“四岳”。此概以五方名山代称五方,帝王居中而治,就将代表东、西、南、北四方的民意代表机构以四方名山之称而称之“四岳”。对于“四岳”,五帝时期史料不全,我们不知其全部情况,但从尧时的记载,我们知道这“四岳”参政议政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尧欲选任一个治理水患的官员,就此而向“四岳”咨询。“四岳”之长一致推荐了鲧。尧不同意,认为鲧这个人性情乖戾,干不成大事。但“四岳”之长们则一致反对尧的看法,说:这就怪了!你没有试用,怎么就知道他不行呢?帝尧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任命鲧治水。结果不出尧之所料,鲧的治水之法是到处滥堵,越治洪水为害越重……这个历史记载证明,“五帝时期”不仅有民意代表机构之设,而且是确有参政议政之权的。
  三、黎民百姓的舆论监督
  在治理国家之中,要知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去民之所恶,为民之所需。建立民意代表机构,是施政的措施之一。事实上,这种民意代表机构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一是通过这种渠道所听的民意,是间接的民意反映。且其代表面有一定的限制;二是这种机构不常设,则无法参政议政。而常设,一些民意代表必会长期脱离人民,其意见的代表性就必然会产生“失真”情况。所以,“五帝时期”还采取了另外两项措施:一是帝王五年一巡狩,直接巡视各地官员施政情况,直接同黎民百姓接触,听取百姓的意见;二是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官员直接提意见,如立诽谤木、置敢谏鼓之类具体措施。
  所有这些措施,说到底,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凡人之本性,听美言而心悦,闻逆耳之言便厌恶:而为了个人的利益,则又都知顺情说好话,多说顺情美言,不去指责别人。对官员更是多唱颂歌,而不会轻易批评,以免招惹祸患。如此,一般的人要想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意见,特别是反对的话,应当说是机会极少,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做了官的人,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就更加突出:因为手中有权,要想听到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施政缺点、错误的真实意见,就尤其困难!然而,人之处世为人,若是不能听到别人对自己缺点、错误的批评,焉能及时改正缺点错误,取得进步?做官者听不到对自己执法、施政方面的真实意见,而听到的只是一片赞扬之声,岂不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如此,在早已出错而还昏然自得的情况下办事,焉有不办砸、不摔跤之理?
  所以,中国的哲学首先就提出了在思想上不断地“反己”、“克己”、“自胜”、“无私”、“兼听”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学道,首先是用来修习自己的心性,反己以存真,克己以复礼,自胜以自强,无私以增智,兼听以存明。只有上明于天道之反,下明于地道厚德载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①,“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不断地“去私而立公”②,才能够堪负重任,以成大业。正因为如此,造“圣”字就以一个突出耳朵听别人张口发言之形“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而为“圣”。所以,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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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乾·经文》。
② 《黄帝经·经法·道法》。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3-25 14:0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节:五帝时期的权力监督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上的五帝时期,正是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民本社会。之所以如此,就是“不好战伐”的轩辕黄帝,从宠臣蚩尤叛乱而有涿鹿之战、同胞弟弟争权闹出阪泉兵变中吸取教训,在治国用人中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以防止治国大权落入心存私利人的手中,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因此制定了选贤任能的职官制度,成立有智者参政议政的咨询机构,建立民意代表机构,鼓励黎民百姓对官吏进行权利力使用的监督,以及帝王定期巡视地方的制度等。现在,我们就五帝时期对官员权力使用实行监督分述如下:
一、“智囊团”的建立
为了尽量减少决策上的错误,整个“五帝时期”都存在着一个为帝王治国而建立的“智囊团”类型的机构,它分别由哲学、天文、医药、农业、军事等各方面专业人才所组成,历史记载称之以“帝师”。如被称作“黄帝师”的人有:风后、力牧、常先、大山稽、鬼臾区、大坟等;被称作“颛顼师”的有:大款、亮父、绿图、柏夷等;关于柏夷、亮父,《路史》等将其看作是两个人,《晋书·景帝纪》之说亦然。而《吕氏春秋·尊师》篇则载之为一人,曰“柏夷父”,《古史考》作“柏亮父”,未知孰是;被称作“帝喾师”的人有:柏招、舟人、赤松子等;其中“赤松子”的事值得怀疑,因为古神话中亦有这么一位,言其能入火受烧而不死等等;被称作“尧师”的有:子州、支父、尹寿、务成子等;“舜师”则有:纪后、许由、蒲衣等。
二、民意代表机构
“五帝时期”为贯彻执行“以民为本”的治国之策,还设立有一个民意代表机构,史称“四岳”。此概以五方名山代称五方,帝王居中而治,就将代表东、西、南、北四方的民意代表机构以四方名山之称而称之“四岳”。对于“四岳”,五帝时期史料不全,我们不知其全部情况,但从尧时的记载,我们知道这“四岳”参政议政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尧欲选任一个治理水患的官员,就此而向“四岳”咨询。“四岳”之长一致推荐了鲧。尧不同意,认为鲧这个人性情乖戾,干不成大事。但“四岳”之长们则一致反对尧的看法,说:这就怪了!你没有试用,怎么就知道他不行呢?帝尧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任命鲧治水。结果不出尧之所料,鲧的治水之法是到处滥堵,越治洪水为害越重……这个历史记载证明,“五帝时期”不仅有民意代表机构之设,而且是确有参政议政之权的。
三、黎民百姓的舆论监督
在治理国家之中,要知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去民之所恶,为民之所需。建立民意代表机构,是施政的措施之一。事实上,这种民意代表机构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一是通过这种渠道所听的民意,是间接的民意反映。且其代表面有一定的限制;二是这种机构不常设,则无法参政议政。而常设,一些民意代表必会长期脱离人民,其意见的代表性就必然会产生“失真”情况。所以,“五帝时期”还采取了另外两项措施:一是帝王五年一巡狩,直接巡视各地官员施政情况,直接同黎民百姓接触,听取百姓的意见;二是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官员直接提意见,如立诽谤木、置敢谏鼓之类具体措施。
所有这些措施,说到底,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凡人之本性,听美言而心悦,闻逆耳之言便厌恶:而为了个人的利益,则又都知顺情说好话,多说顺情美言,不去指责别人。对官员更是多唱颂歌,而不会轻易批评,以免招惹祸患。如此,一般的人要想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意见,特别是反对的话,应当说是机会极少,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做了官的人,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就更加突出:因为手中有权,要想听到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施政缺点、错误的真实意见,就尤其困难!然而,人之处世为人,若是不能听到别人对自己缺点、错误的批评,焉能及时改正缺点错误,取得进步?做官者听不到对自己执法、施政方面的真实意见,而听到的只是一片赞扬之声,岂不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如此,在早已出错而还昏然自得的情况下办事,焉有不办砸、不摔跤之理?
所以,中国的哲学首先就提出了在思想上不断地“反己”、“克己”、“自胜”、“无私”、“兼听”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学道,首先是用来修习自己的心性,反己以存真,克己以复礼,自胜以自强,无私以增智,兼听以存明。只有上明于天道之反,下明于地道厚德载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①,“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不断地“去私而立公”②,才能够堪负重任,以成大业。正因为如此,造“圣”字就以一个突出耳朵听别人张口发言之形“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而为“圣”。所以,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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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乾·经文》。
② 《黄帝经·经法·道法》。

 楼主| 曲辰 发表于 2018-3-26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节:“五帝时期”科技发展的历史原因

     史载黄帝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注重解决与人们衣食住行的各种有关问题,如播种百谷草木,节用木火材物,淳化鸟兽虫蛾;披山通道,造舟楫,做车辆,服牛乘马而引重致远;论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探讨医理而著《黄帝内经》,总结养生之道;铸鼎、铸钟、铸镜,制礼仪,做冕服,为华盖,以明上下;黄帝命人占日、占月、占星、造历、做甲子、造文字、定律吕、制弓矢、做臼杵、设重门以防暴客;嫘祖养蚕,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对这些,古代的人们多信而不疑;现在的人们则疑而不信,认为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太多了!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这也是一种“迷”,即只迷于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对历史问题本质的分析与认识。这一系列史事,严格地说,也非完全都是什么发明创造,有的是黄帝时期以前已有,到了黄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是黄帝时期开始做,开始设置专人进行研究;只有少数才是真正的发明创造。
取得重要成就也好,开始研究也罢,或者是一些发明创造,这本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并没有什么奇怪。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与国家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对此,我们不妨也举出个一二三四,以供大家思索,看其有无道理。
          一、人类为了生存,就需要吃、穿、住、行,为了生活得更好,就需要占有一定的社会财富。因此,人们的欲望是推动人类社会产生变革、或前进或后退的根本力量。假如,腊玛古猿在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改变之后,不是为着生存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那么,便不可能逐步进化为人类;假如现在做工的不想学技术,不想当八级工或工程师;种地的也不希望他的土地多产粮食;当兵的不想立功,不想当将军;经商的也不想去赚钱;小学生也没有升高中、上大学欲望;当作家的写东西也不指望发表而传世;科学工作者也不想有甚么发明创造……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进步。
     当然,个人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欲,也会造成破坏,甚至使社会的发展发生倒退。比如在无政府、无法律的状态下,人们为了满足占有社会财富的个人或小集团的私欲,就会去偷,去抢,不但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甚至会疯狂地杀人,放火,毁坏社会财富;即使是有法律,有制度,也有国家机器运转来执行这些法规,但这法规是保护一些人不择手段地、以危害他人、危害社会而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有人披以“合理”、“合法”的外衣去这么干,其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也同样会停顿、会倒退。历史上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轩辕黄帝之前,虽然已有一些部落联合、兼并而形成的部落方国。但其地域范围很小,基本上是比氏族或部落组织更大一些的社会集团,它们基本上仍然是为着掠夺别人的财物而形成的一种较大范围内的武装力量集团。这种时候,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不是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而是为掠夺社会财富进行互相攻伐。所以,此时不仅不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而是表现于对社会的破坏,这就是恩格斯所称的“野蛮时代”。“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当着轩辕黄帝灭蚩尤,败炎帝,南征北战,建立了国家的最初形态之后,则不容许各部落之间再发生攻伐、抢掠的事件。对于那些抢掠别人财富、危害社会安定的人,就绳之以法而治其罪。当着这种时候,人们为着占有社会财富,就只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受到人们的尊敬。正是因为如此,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就多了。也正因为黄帝所建的国家制度,是从野蛮时代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这样,与以前的历史上相比,其发明创造之多也就因对比强烈、明显,在后人眼里,就觉得这个时期多了。
     二、正因为轩辕黄帝所建的国家,是中华大地上首次出现,故有百事待举的实际历史状况。比如,在中国已有文字的历史已有6000多年。当黄帝之时,有文字的历史已过去一千几百年了。可文字最初,是人们你一个、我一个地创造出来的,中华大地上各处人们所用的简单文字,一是不足以用之记史述事、行文发布政令,再是绝不会自然地形成统一的文字。这就需要指派仓颉之类的具体人去做文字统一和再创造的工作;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虽然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会自行地观察、总结出一些零星的经验。但绝不可能有有系统的、较大规模的观察、研究、计算和数据积累。而天文历法的研究,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又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没有国家制度的建立,则不具备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有系统的长期研究的客观条件。而当轩辕黄帝建立国家之制后,着手进行此类研究,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再如车辆的发明、制造,大道的修筑,也只有国家制度建立之后,才更显得急需,也只有这时才能有这样做的条件……
            三、社会发展对于社会分工的制约。我们知道,在国家制度未诞生之前,社会生产已有了一些分工,这主要是围绕社会生产,如种地的、烧陶的、制革的以及商贩等等。但不属于直接生产性质的社会分工,则不可能出现。比如专门观察日月运行以研究天文气象,制定历法,改革文字,制定音律等,既不可能短时间内见以成效,又不可能用以换饭吃,换衣服穿。没有国家制度的建立,便根本不可能进行。试想,有谁能不吃,不喝、不穿衣服而生存,而搞非直接生产性的科学研究?这些,只能是在有了国家制度之后,有了税赋之制之后,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去长期以此为职业而进行。
     四、历史记载可能会有一些附会之词,但必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就是捕风捉影,也当有点“风”、有些“影”才能捕,才可捉。比如,古史所传有“有巢氏”时期。但只传其始作巢而居,别的则连附会也附会不出来。历史上传有“燧人氏”时期,但也只传其始用火而已。轩辕黄帝时期的史事传说或者叫做记载为多,也是和有了国家之制,有了统一的文字,有了当时的一些如史官之类的人物作了一些记述有着极大关系。只不过因为历史太久,人们难知其详罢了。不然,为什么人们记述轩辕黄帝之前的历史就少得可怜呢?为什么记述黄帝以来的史事就比较地有系统呢?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岂虚哉?”此,自黄帝以来,有系谱,有年代,而在此之前却没有,也是与黄帝始建国家之制,有史官之记分不开的。
          以上一二三四所举,虽可从各种角度以说,但九九归一,都与国家制度的建立有关。所以,我觉得古史记述轩辕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虽多,但并不奇怪,此乃必然而又很自然的事情。“文明始祖”所做的事情,都是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有关,而不是像蚩尤那样专会用酷刑逼迫人们跟着他去发动叛乱。史书上所记黄帝行为莫不如此:
         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封分百官以施政。此体现为国家治理,这是保证在一个国家之内政令一统的必然措施;
    ⑵ 黄帝命仓颉整理文字用以述史记事,及以向全国发布统一的政令。这就是中国文化载体——独特的象形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之始,它也是中国后世文字学、文学艺术产生之根源;
   ⑶ 黄帝令羲、和、常羲等人观察日月运行规律,任大挠造甲子,使容成草创历法,以教民顺时令而树五谷。《黄帝历》不是阴历,也非阳历,而是月以阴、年以阳的“阴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天的二十四个节点为农时二十四节气。定一年为365天又四分之一日,也就是“四分历”。这正是中国天文学研究、历法制定在历史上先进的根源,同时也是农耕生产发达,以及以农业为基楚的治国方略实施的历史;
    ⑷ 黄帝教荣将铸钟,伶伦定音律,以便协和各种不同乐器合奏,因而有了五音六律六吕之制。以之奏之学馆、荐于庙堂,净化人们的心灵。这体现了中国诗歌、音乐的社会产生与进步之早,以及重视其陶冶人之性情,使古老的中国成为礼仪之邦的历史根源;
    ⑸ 黄帝支持其妻嫘祖劝民养蚕、纺织、改善黎民百姓的生活,因而有垂衣之治。这体现了中国通向外国“丝绸之路”的根源之久远;
    ⑹ 黄帝与岐伯、俞跗、少俞、雷公等人讨论辨症用药,如何进行针石之施,以求卫生之本,因有《素问》、《灵枢》等医典之立。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妙、神奇之根;
    ⑺ 黄帝以道设教,以道制礼,以道立法,开创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的社会制度。这是中国自古为礼乐之邦、文明古国的历史根源;
    ⑻ 黄帝在釜山(古名:鬴山,今称:矾山)量烧制量器“鬴”,统一全国计量单位;统一车的轮距,制官员所乘小车独辕曰“轩”,载物大车为双辕曰“辕”。做华盖,定冠冕之制。这又是中国在法律、道德、度量衡等一切方面,都有着高度统一的历史。事物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结果;
    ⑼ 黄帝在全国“披山通道”,发展交通事业。这是国家做到货物交流、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的关键性措施;
    ⑽ 黄帝以传播道理于天下为已任,以八卦卦图为教材,施行社会教育。整个五帝时期,都是“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如此,中华文化从法律、道德、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吃、穿、住、行、音乐、绘画、诗歌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唯物、辨证、客观、求实的哲学思想精髓。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我们要正确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弄懂“始祖文化”的精髓性本质,体现为唯物、辨证、客观、求实的哲学思想,以及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
然而,“三祖论”者在长达近二十几年喋喋不休的宣传中,却从来避而不谈这些。其一直死抱着的“三祖文化”就只是三个人。难道三个历史人物就是“文化”吗?那么,十个人又是什么呢?这不是让人笑掉大牙的历史笑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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